、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抚州崇仁小陂(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东来乡)人。崇仁学派创立者，明代学者、诗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在清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中，《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吴与弼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吴与弼弟子后又分成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学派之宗;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其中娄谅是心学缔造者王明阳的启蒙老师。吴与弼创立的“崇仁之学”，对明代学术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作用，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下移的发端，显示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吴与弼与常山颇有情缘，既有常山籍的知心好友，又有在常山本籍发展的得意门生，他的一生多次经过并走进常山，留下了不少佳话佳作。
常与常山知己谈论教学
清光绪《常山县志》卷五十三《人物志·文苑》记载：徐希仁，字宝山，蒋家园人。明永乐辛卯(1411)举人，乙未(1415)明通榜。授抚州训导，升棠邑教谕。讲学以诚敬为宗。尝修葺学宫，赈恤贫士，士多造就焉。
徐希仁到抚州担任训导时，正是吴与弼归乡讲学、守义不仕时期，共同的志向和兴趣爱好，使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并逐渐成为知心好友和学术知己。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或通过书信谈论学习与教育。
大约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吴与弼给自己的学术知己徐希仁写信：“仆闻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圣人之道，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然世鲜能之者，不学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懵然无知，而不事夫学者，庸人也。学为而弗克者，未诚也。惟其未诚也，是以事物交前，理欲互战。顺理乎，系累于欲。从欲乎，有所不屑挠乎其中。懑乎，其心苟一念之或失，则圣人之道斯远尔。习俗之溺，弥深几何，不并其少有所得者，而亡者之恶在能有充哉，是虽曰学与不学，同也。仆坐此患，十年余矣，抱懑朝夕，亦云至矣。今年从春来，一以《大学》《语》《孟》《中庸》，熟玩一日，恍然似粗有所见。乃喂然叹曰，圣人之道果易晓也果易行也。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朝夕之懑，而又以超然乐乎群物之表矣，因益加力焉。所见益似亲切，于是又叹曰：世俗固吾弃，吾庶几以自与;世俗固吾笑，吾庶几以自得吾方。圣贤之亲，而遑恤其他乎哉!仆辱厚于足下有年，古人重于交友者，资以辅仁，仆敢自私哉。足下尝向仆称道慨慕人之善，则知圣人之道之为美，又向仆致自不足之叹，则岂非同于仆之懑耶。今将释子之懑而进子于乐地，不难矣。盖为之之机在我，而为之之方则具于圣贤之书，胡为而不勉之也。仆近走江湖，归得风疾，艰于步，往来得罄，所言于左右，惟尺书不惜，时赐远临，幸甚。”(见《康斋文集》卷八《与徐希仁训导书》)
从这封信的内容上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认识：
其一、吴与弼与徐希仁的情谊非同一般，他们之间像这样的感情和学术交流应该是经常发生的。否则，像“足下尝向仆称道慨慕人之善，则知圣人之道之为美，又向仆致自不足之叹，则岂非同于仆之懑耶。”之类的知心话，是不可能有的。并且，“仆辱厚于足下有年，古人重于交友者，资以辅仁，仆敢自私哉。”也无从谈起。常山明清县志记载：吴与弼曾多次到常山看望早年老友徐希仁，并在其家中居住。这也佐证了吴与弼同徐希仁之间的感情和学术交流是经常发生的。
其二、书信表达了吴与弼一贯重视教育和“学为圣贤”的教育思想。吴与弼毕生从事教育活动，始终以培养一种“圣贤”为标志的道德人格为教育目的。所以，才会有书信的一开头就说：“仆闻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圣人之道，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然世鲜能之者，不学故耳。”在这里，吴与弼认为，虽然圣人之道是“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教育的重要，如果离开学习，就不可能知圣人之道而达到成圣的目的。
其三、书信自始至终流露着吴与弼的一片真情。信中说，通过一个春天对“四书”的系统学习和反思，在圣贤之道的知行上获得了深度的认识，藉以此养诚心，从而实现诚者的“自得”与“自与”境界。这不仅消除了十余年来的懑闷情绪，也解决了“事物交前，理欲互战”的道德僵局，守得了本心，证明“圣人之道果易晓也果易行”。他大胆而自信地指出“将释子之懑而进子于乐地，不难矣”的愿景，并勉励徐希仁勇敢地细读圣贤之书，一起共证圣贤之境。可谓情真意切。
谆谆教诲助郑伉成名儒
据清光绪《常山县志》卷四十九《理学·郑伉》 及相关史料记载，郑伉(1434—1480)，字孔明，家居常山象湖，幼有神童之称，三岁闻父母哭而知其哀，五岁诵故事，十三岁读书主攻科举考试的学业，为文“文理蔚然”。二十岁为博士弟子员。但进入每三年一届的省试，却一再不合、屡试不第。经过深思熟虑，郑伉决定放弃走科举求功名之路，曰：“显亲扬名，恐不在是(指科举)也。”
弃考之后，郑伉走进江西丰城，拜名儒丁潜轩之门下，求践履实学，以圣贤自期。后来又拜当时名儒、教育家吴康斋先生于崇仁。康斋设馆收徒有严格的《学规》：“读书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痛下功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如或作或辍一曝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小见其可也。”为此，康斋对郑伉说：“此间功夫(学习)非朝夕可得，恐误子远来。”意思是说，如果想要“早栽树，夜遮阴”，一步登天的话，就不必耽误时间了。郑伉已下定决心，当即回答说：“此心放逸(不受拘束)已久，求先生收之耳(收留我)，敢欲速乎?”
康斋治学非常严谨，“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常用程子的话勉励学生：“言人，当以圣(圣人)为志;言学，当以道(指法则、规律)为志。然进修不可躐等(越级)，必先从事于小学，以立其基;然后进乎大学，以极夫体用之全。”要求学生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不要好高骛远、一步登天。郑伉也十分谦虚诚恳，因此从熟读基础知识《小学》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提高。
康斋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的人，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不能脱离生活”，他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在康斋先生联系生产生活实际的谆谆教诲下，郑伉本人坚持“笃志力行”“日自验于身心”，逐渐细读儒学经典著作，并且烂熟成诵，慢慢领悟到“四书”“五经”之精要，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许久，对于程、朱理学之道也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并被康斋先生认定为优秀弟子。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康斋先生70岁时有《书郑伉卷子毕偶成》诗曰：“残经讲罢慨虞唐，步月归来兴未央。诗卷写兰吟更好，试挥余墨两三行。”(见《康斋集》)。诗歌反映了康斋先生对郑伉文学才华的赞誉，也表达了康斋先生以学子成长为荣的高尚情操和高兴心情。是年郑伉27岁，而后方告别归里。
吴康斋理学继承了宋代理学路子，与程、朱理学大致相同，又兼采陆学之长，而自成一体。他的学术思想和一般理学家喜好谈理气、辩有无不同，并不热衷于那些抽象的思辨哲理，而是更加关注道德实践、道德教育的“工夫”问题，他所倡导的为学工夫论，以自己独具的特色，肇启了有明一代崛起的心学思潮。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对郑伉的影响非常深刻。郑伉学成回归故里后，筑室于象湖龙池之上，经常与诸儒论议学习所得，主张一切以朱子理论为中心。凡古载籍几乎没有不读的，但坚决不读佛老之书，批驳其“毁肢体，灭人伦。”郑伉知之则言，言之则行，一时声名鹊起，被称为名儒。浙赣儒家名流如兰溪章枫山、开化吾文山、南昌张江白等，纷纷与他交往，相互交流讨论学术问题。郑伉的著作也颇丰，作品有《易义发明》《卦赞》《读史管见》《观物余论》《蛙鸣集》，凡数十万言，可惜大多被毁烬，其存世者仅十之一。
郑伉严格遵循康斋先生的教导，不仅在儒学上注重师承，而且在公益事业上尤其是教育事业也以康斋言行“衣钵相承”。其设义学(免费私塾)，立社仓(平时购粮贮藏于仓，灾时开仓赈济灾民)，事事都“着实”地做，可见康斋先生对其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郑伉自号“敬斋”，又自号“断述子”，大概是受到先生以“康斋”自号的影响，具有传承康斋“品德高洁，襟怀坦白，学识渊博”的意志，也有不忘师恩之内涵。于是，学者都称之为“敬斋先生”。
《明史》卷一百七十《列传·儒林》记载：吴与弼门下最著名的有胡居仁、陈献章、娄谅，其次是胡九韶、谢复、郑伉。《明史》还对郑伉及其业绩作出了记载。
历经常山留下佳话佳作
据清光绪《常山县志》卷七《古迹·草萍驿》和卷五十八《隐逸·徐湖》记载，天顺年间，聘君吴与弼东游来到常山草萍驿，正好是农历四月的傍晚时候，忽见驿壁上西乡布衣徐湖《题壁诗》：“莫道深山不产材，春风到处野花开。草萍官道年年在，一任行人自往来。”与弼见诗，悦而访之，徐湖杀鸡、出脱粟饭对食，与弼大喜，曰：“不负此行!”后人比之郭林宗之与茅容。回驿道中，与弼唱诗云：“夜渡柴家坂，寒月照水白。野碓踯躅舂，茅斋一溪隔。”第二天晨起，与弼依然兴致不减，出发时吟诗曰：“小麦青青大麦黄，林间鸟语奏笙簧。好山遽送程程秀，咫尺云帆是浙江。晨促行装度草萍，夜来微雨喜新晴，望中尽是云山色，吟罢时闻野鸟声。”可见其心情非常之好。
又据清光绪《常山县志》卷五十八《隐逸·徐文表》和卷六十八《诗赋上》记载：徐文表，隔街人，闭户读书，吴康斋应聘道出常山，偶步至文表书斋，题“好古”二字赠之。次日，吴康斋夜宿湖头，留下《宿湖头》诗曰：“野阔云争暝，江空雨未休。问程须策马，灯火宿湖头。”
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73岁的康斋东游衢州、建德等地，经过常山，先后在好友徐希仁儿子与学生郑伉家中住宿。见郑伉筑室于村中牛头山西北山腰，山下有洼然一区，怪石林立，泉出其中，旧传为龙湫，“造山下庐，即为书‘龙池精舍’四字”(见光绪《常山县志》卷五《山川·龙池》记载)。并作《宿郑氏村居》：“依稀余墨象湖旁，鹤去山空事渺茫。嗣续喜看仁爱重，灯前聊跪告新章。”对郑伉的循序而进、笃志力行颇感欣慰(见康斋《东游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