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宝莲居士。安徽旌德县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父亲吕凤岐乃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玉牒纂修，后外放山西学政。
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已达到很高水准。有着“才子”和“诗论大家”美誉的樊增祥(字樊山)，乃是吕碧城父亲的同年进士，有一天读了一首署名“吕碧城”的词，不禁拍案叫绝：
绿蚁浮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把无限时恨，都消樽里。君未知?是天生粉荆脂聂，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浸把木兰花，谈认作等闲红紫。辽海功名，恨不到青闺儿女，剩一腔豪兴，写入丹青闲寄。
当有人告诉樊增祥，这是一个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上世纪初叶吕碧城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她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是当时女子担此高职的第一人;她曾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校长，培养出邓颖超、许广平等多名女界精英，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女教育家;她曾与“鉴湖女侠”秋瑾同榻而眠，呼吁革命，是发动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她曾周游欧美，雄踞讲坛。
1904年6月10日，住在天津《大公报》英敛之家中的吕碧城正在看书，门房高举着写有“秋闺谨”的名片禀报说，“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吕碧城但见来人穿着男装，梳着发髻，身材修长，双目炯炯，风度翩翩，让吕碧城眼前一亮。寒暄之后，果真是大名鼎鼎的女侠秋瑾，她们真有相见恨晚之感。
原来，从事妇女运动的“鉴湖女侠”秋瑾也曾用过“碧城”名号，时人都以为吕碧城的诗出自秋瑾之手，闹出了许多误会。秋瑾尴尬之余拜读了吕碧城的诗词和荡气回肠的文章，深受感触，很想见见这位誉满华夏的奇女子，于是她便赶到天津慕名造访。相见之间，秋瑾发现吕碧城果然谈吐不凡，立意高远。尤其是她们对于女权及社会变革的看法也颇相一致，于是秋瑾“慨然取消其号”，而“碧城”从此为吕所专用。
秋瑾到来当晚，吕碧城就与她在家中同榻而寝。哪知次日一早吕碧城被秋瑾的一双“解放脚”吓了一跳，“余睡眼蒙眬，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靴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庋小奁，敷粉于鼻。嗟乎!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也?”秋瑾与比自己小7岁的吕碧城也是一见如故，她们接触仅三四天便情同姐妹，从此开始了莫逆之交，成为当时著名的“女子双杰”。
秋瑾劝吕碧城跟她一起去日本从事革命运动，而吕碧城“持世界之人，同情于政体改革”，愿意继续留在国内办报，以“文字之役”与秋瑾遥相呼应。结果是秋瑾独自去了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秋瑾1906年春回国策划起义，1907年1月去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她约请好友吕碧城撰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发刊词：
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无量愿力请以此报始，吾愿与同胞共勉之。
一次，秋瑾去浙江联络会党，运动军、学两界，准备起义。但因消息泄露，秋瑾被清军逮捕。她面对威逼，留下“秋风(微博)秋雨愁煞人”的名句，于1907年7月15日凌晨在绍兴罹难，年仅32岁。
这位妇女运动的领袖遇难后，无人敢为收尸，吕碧城强忍悲痛，冒着极大风险安葬了好友。看守清军得知这个前来收尸的女子就是誉满华夏的吕碧城，也无可奈何。她后来南游杭州，又拜谒了秋瑾墓，不禁感慨万端，作一首《西泠过秋女侠祠次寒山韵》，追怀这位志同道合的挚友：“松篁交籁和鸣泉，合向仙源泛舸眠。负郭有山皆见寺，绕堤无水不生莲。残钟断鼓会何世，翠羽明珰又一天。尘劫未锁渐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之后，她又用英文写了一部《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使世界上许多人不仅知道了秋瑾的传奇故事，还了解到清朝黑暗和腐败的社会现状。吕碧城与秋瑾的关系也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以致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产生了要逮捕吕碧城的念头，只是找不到更多的借口，才放过了她。
吕碧城的志向不仅在于教育，还有振兴国家的宏愿。在她的许多文章中，都谈到怎样建立一个强国，而解放妇女，男女平权是强盛的唯一办法。她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世人，济世救民。辛亥革命后，北洋女学一时停办。1912年3月，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虽然抵制吕碧城的革命思想，但却十分赏识她的才学，于是聘用她为总统府机要秘书，成为当时中国女子任此高职的第一人。吕碧城雄心勃勃，欲展抱负，但是黑暗的官场让她觉得心灰意冷。特别是1915年老袁称帝之心日露，吕碧城便毅然辞职离京，携母亲去了上海经商。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时间，富有经济头脑的吕碧城便积聚起可观的财富，在上海静安寺路自建洋房别墅，其住宅之豪华，生活之奢侈，为沪上人士所艳羡生妒。
许多人对吕碧城的婚姻十分关心，所谓女大当嫁，总得有个归宿。但由于早年有过一次退婚的经历，在心灵和精神上留下阴影，所以她对婚姻相当谨慎;也因为自己鹊起的盛名，使她形成了一种优越感，以致很少有她看得起的人，而看上的人又都成家立业。“予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国会议员)尚不错，亦已有偶。”“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吕碧城的这一套择偶观是为她的名誉和地位所累，虽有文学自娱却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在上海期间，时年30岁的吕碧城向比她大3岁的现代仙学创始人陈樱宁学道，当时双方交往十分密切，也曾相互倾慕心仪不已。但这一段良缘随着吕碧城出国便没有了下文。
此后，吕碧城与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交往，多少也使她寂寞的情感得到几许慰藉。早在吕碧城任总统府秘书时，这位风流倜傥的“寒云公子”就爱上了比他大7岁的才女，经常作词写文传给吕碧城;而吕碧城早闻这个小袁颇有才名，今见他的诗词情致，也心有所感，于是两人时相唱和，并有了交往的机会。吕碧城还经常参加袁克文组织的北海诗酒聚会，与京城名士唱和酬酢。吕碧城后来去沪，两人诗词、信件不断。及至袁克文10年后定居天津，两人还有诗词酬答。他们之间的交往只是定格在诗词上。谈到这段没有结果的神交，吕碧城淡淡一笑：“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原来，吕碧城只是把他当做可以结交的朋友，倘若谈婚论嫁，袁公子的风流表现并不能让她托以终身。
时间就这么一年一年拖过去了，惹得朋友们都为吕碧城的婚姻问题着急。严复曾亲自劝说，但吕碧城的一番话也使他深感忧虑。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有记：“吾一日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碧城)云：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与，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诿过，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尤甚，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吕碧城的一番高论，竟使得翻译《天演论》的大思想家严复无可奈何。最后的结果是一代才女吕碧城竟终生未婚。吕碧城的婚恋观自有个人的隐痛，但也体现出了当时女权运动的一种反叛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