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关于蒋介石妻室与子嗣等，他自己的叙述是这样。世人皆知，毛氏是离婚的，谱中不便明说。侧室姚氏和陈氏均未提及，这是可以理解的。两子是谁所出，亦未叙及。蒋经国生母是毛氏，这没有问题；蒋纬国生母是谁，社会上有不同的传说。据说，在修谱期间，蒋纬国曾探问，谱中有没有写他的母亲。修谱者只得告知他，这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30年再说罢。”过了30多年，1984年，当蒋纬国上将由联勤总司令被贬为联训部主任时，也许由于心情烦闷，他终于自揭身世谜底。他曾面告采访他的香港女记者孙淡宁说，他并不具有“第一世家”的血统。生性坦率的蒋纬国能说出这种话，似可印证几十年来在政坛上有关他身世之谜的传说。 有一种观点说，蒋介石年少英姿焕发，虽为小丈夫而厌糟糠，与发妻毛氏反目，嫌隙颇深。加上受老师指导及性格刚烈，于婚后第四年进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军事。翌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年方20出头的年轻人，寄居异国，形单影只，何况是离开了老婆，声色犬马、云云雾雾的风流韵事就在所难免了。据当时毕业于日本振武士官学校的人士说，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结识避难于日本的孙逸仙博士。当时，清廷促请日本政府当局协助逮捕孙逸仙。基于外交利害关系，日本政府表面上是答应了，但暗地里通知孙逸仙，并指派“黑龙社”的帮徒暗中保护孙逸仙。蒋介石便常到“黑龙社”的场所与孙逸仙会晤。据说，“黑龙社”雇用了一位年仅18岁而貌美的东瀛女子当用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蒋正是翩翩少年，两人一拍即合，不久，便与蒋生下一男孩。当时中国的革命活动已如火如荼地展开，蒋接到了孙逸仙的训令，又受到东瀛女子父母的阻拦，蒋介石不得不回浙江。于是，这位神秘的东瀛女子便如此这般与蒋介石劳燕分飞了。她在蒋介石的人生旅程中犹如一串泡沫。但是，该东瀛女子与蒋介石所生下的男孩是谁呢?宋美龄于1984年患重病时，蒋纬国于7月29日专程由台北飞往纽约探候。当时，台北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病情也很危急，蒋纬国在纽约仅停留一星期，就匆匆赶回台北。据海外传言，戴安国本应姓蒋，也就是蒋介石与东瀛女子的爱情结晶，而蒋纬国则应姓戴，为戴季陶的儿子。民间人士也由“经国”、“纬国”、“安国”的字义来推敲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推敲并非毫无缘故。
还有一种观点曾揣测，当年蒋介石于“二次革命”失败后，与陈英士、戴季陶等人东渡日本“避祸”，在避祸期间，蒋介石与一位日本女士同居，后有二子，一名安国，一名纬国；一习文，一习武。安国过继给戴季陶，交由戴氏原配抚育；纬国则由蒋介石携回国，交由蒋氏侍妾姚冶诚抚养。故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三位，乃是一父所生，而为同父异母的兄弟。江南的《蒋经国传》曾记载:到经国5岁这年，蒋家才再添丁，孩子取名纬国，生辰是10月6日。这个孩子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他的母亲是位穿和服的东瀛女子，是蒋介石在日本留下的爱情结晶。那位戴安国过继给后来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的戴季陶。
关于蒋纬国的生母是谁，香港出版的《蒋纬国传》(《广角镜》台湾问题丛书之一，李达编著)中的叙述较上述传闻更为详实。书中说:蒋纬国的生母是一位名叫津渊美智子的日本人。辛亥革命前夕，蒋介石、戴季陶、陈其美等人相继赴日本留学，由此与津渊美智子结识。当年的戴季陶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美智子倾心相随，两情相悦的结果则是安国和纬国两个儿子的先后降生。1916年，戴季陶携美智子由日本回到上海。由于政局动荡，戴、蒋等人的生活奔波无定，美智子于1920年返回了日本。看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了那位神秘的东瀛女子的名字是津渊美智子。然而，在另一个版本的传闻中，她的名字又叫“爱子”。
据《陈洁如回忆录》说，蒋介石曾亲口告诉陈洁如蒋纬国是怎样和他结父子之缘的。蒋介石说:“几个月前，当我正在环龙路44号我们总部的时候，门铃响了，不是一次，而是有几次。我开开门，想不到站在门前的是一位日本女士，手牵着一个小男孩。我和她彼此都认出对方，因为她是一位我在东京认识的旧友。我就请她进入客厅。‘你好吗，爱子女士?’我问，‘你何时到上海的?请进来。我现在去叫戴季陶下来跟你见面。’这个妇人照日本习惯，深深鞠躬，说道:‘这个男孩子是戴季陶的骨肉，你看他样子像他父亲吗?’我冲上楼梯，一步跨两三阶，放开喉咙大叫:‘季陶!季陶!猜猜谁来了?爱子来这里找你。她给你带来了你的儿子!哈，哈!儿子来找爸爸!’我的快乐叫声在整幢房子里回荡着。”
“戴季陶听到我的喊声，登时怔住了。爱子这个名字让他受不了。他向我招手，要我轻轻进入他的房间，关起门来，小声说:‘我在日本流亡生活的那一页已是明日黄花。当时我真个销魂，但仅此而已。我不要再提过往云烟。我现在自己有妻子有儿女，无法恢复跟爱子的关系，我不要看到她或这个孩子。所以请你务必想个借口，赶快帮我请走她。告诉她我不在这里，你说什么话都可以，只要把她弄走。告诉她你不知道我的住址，也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我。’你可以想像我当时的窘迫之状，于是我问他:‘你真的不要你的孩子吗?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小男孩!’戴季陶不耐烦地摇摇手，并且皱紧眉头，不高兴地说:‘我已有自己的家庭———儿子、女儿和老婆!我要爱子的儿子做什么?我的那一段生活已经完结，你懂不懂，把她弄走!快点弄走!’我只有垂头丧气地下楼去，一直在想该用什么借口劝说爱子。我知道她是很好的人，因为在那段过去的时日中，她总是温婉、大方、和善。我想不该过分伤害她的感情，因此，我回屋后便向她说:‘爱子，我真是抱歉，季陶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何时会来这里。你愿意留个话给他吗?’我看见爱子面露苦色，差点哭出来。她沉默了一下，然后好像对自己说似的，细声道:‘我此次来上海，当初决定错了。我原相信那个男人的甜言蜜语，以为他真的爱我。这就是何以我忍受苦难，旅行来此，给他看看他自己的小儿子，我以为我们可以重拾从前的老关系，像当初分别时一样。他的确在离开日本以前，这样答应过我。如今我知道了我渴求欢乐重聚的美梦只是一场可悲的幻想。’她忍不住又哭泣起来。随后我对她说:‘爱子女士，请不要责备自己。你只需保持耐心，事情将会好转。’‘耐心?’她对我苦笑一下，然后疯狂地痛哭流涕，说道:‘不要又骗自己又骗我了，他既然拒绝见他的亲骨肉，这表示他不再要我们了。但是他不应该忘记他在日本革命的日子。他穷的时候，我把我的金手镯、金项链都给了他，帮助他，而这就是我所获得的报答。我信任了一个无信的男人，完全是我的过错，如今我可以为我的愚蠢而哭了。’她望着窗外，借以遮掩泪流，然后下了决心，对我说:‘蒋先生，请代我告诉他，如果他不要他自己的骨肉，我也不要。’她草草地吻了孩子一下，急速冲向门，开了门，跑上街道。我当时被她的突然动作吓了一大跳，就赶出去追她。但是没有用。她跑得好快，在霞飞路转弯后，就失去了踪影。我站在街上，不知所措，也不知道可以去什么地方找她。这就是这个孩子的故事。那孩子既已无父无母，我就收养他做我自己的儿子，给他取名纬国。我已同福梅及姚氏商量好，由她们轮流照顾这孩子3个月。”
8岁的纬国与蒋介石的合影
1989年初，一些报纸刊出《蒋纬国首次公开谈身世，姓蒋姓戴仍是谜》的报道，说蒋纬国表示“对自己究竟是蒋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谜，迄今亦无法证实”，并“希望能多找点资料弄清楚”云云。“蒋纬国是蒋介石领养的戴季陶之子”，这是民革奉化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炳岳先生亲闻当年教蒋纬国养母姚冶诚学文化的陈志坚大姐说的。她还说，只因蒋介石对纬国视若己出，自家人讳莫如深，其他人也就一直不便泄露，是以至今罕为人知。陈志坚，浙江奉化人，一生独身，1984年初逝世，终年90岁。她生前谈到蒋家的事，如数家珍，对蒋纬国的身世一清二楚。陈志坚的叔父与蒋氏一家为世交，晚清时，她在奉化作新女校与已婚的蒋介石发妻毛福梅是同学。以后，陈志坚毕业于湖州育婴师范。1913年，蒋介石在上海纳姚冶诚为妾。当时袁世凯窃据了民国政权，革命党人处境恶劣，蒋介石便携姚氏回故里奉化溪口居住。因姚氏出身寒微，未曾入过学，蒋介石乃聘请年仅20的陈志坚为家庭教师，教姚氏学文化。那时蒋家住的是二间一弄祖遗老屋，姚氏与婆母王采玉同房，住在后半间；陈志坚与毛氏同房，她们原有同学旧谊，此时食宿与共，更为亲热。陈在蒋家断断续续生活了10余年，姚氏移居县城、宁波、上海、苏州，都随同为伴。她曾说:“蒋不常在家，要我伴同姚氏生活，是别有用意的。”她还常说:“我于民国二年初到蒋家时，毛氏所出的经国刚4岁(1910年生)；后来看到蒋介石领了纬国回乡交姚氏抚养，纬国也是4岁(1916年生)。”当年讲岁数一般算虚岁，可见纬国到蒋家是1919年的事情。
至于蒋介石为何领养戴季陶之子，其中又有原因。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戴季陶、蒋介石等遭到通缉，被迫亡命日本。在此期间，戴与一个日本女子同居，生了一个儿子。1916年袁世凯死后，政局发生变化，革命党人纷纷回国，戴、蒋也回到国内。1919年，与戴同居的日本女子带了4岁的儿子来到上海投奔戴。陈志坚说，戴妻钮有恒是大家出身，精明能干，也以“河东狮”著称，戴季陶素来惧内，一见日本女子来了，生怕钮有恒知道，家庭就要闹得天翻地覆，不堪收拾。出于无奈，他拿出了一笔现金，婉言说服日本女子回国，但女方不愿意把儿子带走。戴季陶知道，儿子留在自己身边，还是迟早要被钮氏发觉，但一时又苦于无安置之计。此时，蒋介石也常来上海，当他得悉戴季陶正为此事十分为难，便欣然说:“我只有毛氏生的儿子经国，你如愿意的话，就把你的这个儿子送给我，我带到乡下交与姚氏抚养，就算是她生的。”蒋介石此言，正是戴季陶求之不得之事，他当即称谢照办了。当时蒋母王氏还在。蒋介石把这个儿子带到家中，与母亲和妻妾说明原委，商定对外只说是姚氏生的，取名纬国，小名建镐。王氏婆媳对有些至亲和生活在一起的陈志坚并不隐讳内情，只要求他们心照不宣，所以长期以来，外界多不知底细，纬国当时年幼，自然无从得知真相。纬国相貌漂亮，天真活泼，蒋介石对他十分钟爱，每从外地回家，一见纬国就连唤“囝囝”。抱着亲吻，外出游玩时常让他骑在项颈上。早年，蒋介石对两个儿子曾有“经儿可教”、“纬儿可爱”的评语，并记之日记，真可谓“知其子者莫如其父”了。陈志坚与姚氏、纬国一起生活多年，并教过纬国识字读书，当时经国喊她“姨妈”，纬国也喊她“姨妈”，这些事，纬国一定还记得。陈生前还说过，住奉化县城时，纬国曾入培本幼稚园读书，纬国想必也不会忘记的。陈志坚诉说蒋纬国的身世之谜，基本上是属实的。根据蒋纬国的说法:他是国民党元老、前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儿子，真的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代表戴安国。而蒋介石是他的“义父”，蒋经国则是他的“义兄”。由于蒋纬国不是“蒋氏家庭”的成员，所以从一出生开始，就一直是宫廷中相当“尴尬”的人物。
至于说蒋纬国、戴安国均是蒋介石之子，戴安国是过继给戴季陶的这项传闻，根据蒋纬国的说法，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戴安国是戴季陶与一位中国妇女所生，交由钮有恒女士抚养；而蒋纬国却是戴季陶东渡日本后，戴氏与一位东洋女友所生，过继给蒋介石，称蒋氏为“义父”。所以，当蒋纬国论及与戴安国关系时，他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这句话，证明了蒋纬国与戴安国的关系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蒋纬国是戴季陶的次子。蒋纬国为何过继给蒋介石呢?蒋纬国仅说他从小称蒋介石为“义父”，没有细说。蒋纬国虽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但蒋介石视如亲子，故修在谱中。蒋纬国到溪口后，受到蒋家的抚养、爱护，不亚于蒋经国。他称王太夫人为祖母。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如己出，蒋纬国对父亲的感情也极为深厚。蒋纬国只要说想父亲，蒋介石必接他到自己身边。人们看到蒋介石把蒋纬国抱在怀里，有时让他骑在自己的肩上，十分亲昵。和对蒋经国一样，蒋介石对蒋纬国的教育是很严格的。
蒋纬国在成为蒋介石的“义子”前，据蒋纬国说，他从1岁到5岁期间，一直寄养在上海朱姓和邱姓的亲戚家中，与戴氏家人常有往来。蒋纬国过继给蒋介石后，随蒋介石回家乡奉化溪口，由姚冶诚女士领养，称姚氏为“养母”。后入“奉化县试办幼稚园”就读，才享受正常家居生活。当时，蒋介石长年在外，家中人口仅有王太夫人、毛福梅、姚冶诚及蒋经国等人。蒋纬国5岁半那年，王太夫人过世，蒋介石携经国、纬国两子赴宁波，就读于当地小学。8岁那年，蒋纬国与蒋经国入上海万竹小学，跟蒋介石的新夫人陈洁如生活在一起。因此，陈洁如成了蒋纬国的“庶母”。9岁，他又随陈洁如远赴广州黄埔军校，住在蒋介石的官邸。10岁，蒋介石誓师北伐，将陈洁如与蒋纬国留在他身边，可知蒋介石对蒋纬国的钟爱非比寻常。11岁，国民革命军到达江南后，蒋介石与陈洁如宣告仳离，将蒋纬国托养给吴忠信，拜吴忠信夫妇为“干爹”与“干娘”。此后蒋纬国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并由吴忠信夫人王唯仁女士带到蒋纬国束装赴德国留学为止。在这期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使蒋纬国在生活上又多了个“继母”。蒋纬国于苏州求学期间，结束了他幼年的迁居颠沛，也不时与戴季陶相互往来，使他体验了另一种生活的情趣。此后，他中学毕业，进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选修学分，并到文学院政治、社会、经济学系旁听有关课程，生活都十分安定。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纬国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携带朱家骅介绍函，远赴德国研习军事。欧战前夕，奉命赴美，入美陆军航空战术学校受训，并至美装甲兵训练中心研习装甲战术。1940年底，他回国入西北军胡宗南麾下担任步兵营少尉排长，开始往返重庆与潼关之间。此时，与西北豪富石风翔之女石静宜小姐结为连理，由蒋介石与宋美龄主婚。抗战胜利后，他在蒋介石及何应钦、邱清泉等将领的提携下，以不到33岁的年龄，出任少将装甲兵司令兼参谋长。由于蒋经国曾赴俄留学，与其父失和，蒋介石对少年纬国的垂爱，
远超过蒋经国。蒋介石对蒋纬国的“视如己出”，赢得了蒋纬国非常浓厚的“崇敬感受”，历久不衰。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底，国民党大溃败前夕，蒋纬国生父戴季陶故世于戎马倥偬之际，蒋纬国未能随侍在侧，且因戴季陶身逝，使蒋纬国失去政治支柱。故而，蒋介石迁台后，冷落了蒋纬国，并限制了他在军系的发展。但在父子情分上，蒋介石仍然给了蒋纬国许多关怀。宋美龄对蒋纬国更是爱护有加的，她一直将蒋纬国“视如己出”。
至此可知，蒋纬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这是确定无疑了。但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过继之后随养父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姓氏本身不过是个符号而已。
1996年，在蒋纬国迈入80大寿之际，他终于为历史补白，一了宿愿，道出他的身世之谜，因此揭开了往年神秘的面纱。下面是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片断，这是蒋纬国接受《联合报》记者汪士淳近40次采访整理而成的，为了保持本来面目，这里截取部分精彩内容:
民国肇始，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民国元年1月14日，“中华民国”成立了还不到两个星期，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光复军司令陶成章于凌晨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所住的病房内，被枪杀身亡。枪杀陶成章的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那年他26岁，是沪军第五团团长，他刺杀陶成章，主要是认为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任务完成之后，蒋介石先是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避难日本，但不到一年就回国，此时刺陶风头已过，他暂时回溪口老家。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于民国二年7月发动，蒋介石也参加了革命，不过革命在8月13日彻底失败。他先和陈其美匿迹上海租界，随后因为袁世凯政府追捕甚急，民国三年又逃亡出国，于9月1日抵达日本。在日本的这段时间，他和留日学法政的学生戴季陶共租一屋。戴季陶当时已与钮有恒成婚，并且得子安国。蒋中正这次在日本停留两年。民国四年秋天，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命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发难讨袁。蒋介石也参与战事，但仍然失败，他随即又潜匿上海，这回就没有再避难东瀛。蒋介石在日本与戴季陶共居时，戴季陶结识了当地的护士重松金子。交往之下，金子怀孕了，并且于民国五年10月6日产下一子，这个儿子便是蒋纬国。蒋纬国的生母，外界一直传言是名为津渊美智子的日本女子，其实不是，金子生下蒋纬国几年就过世了。蒋纬国正如外界所知，几乎是生下来就成为蒋介石的儿子。当初何以如此，据了解，主要是因为生父戴季陶的原配钮有恒性情较烈，如果知道丈夫出轨的话，就要闹翻天了。所幸虽然同在日本，这段露水姻缘总算保密到家，钮有恒始终不知道有重松金子这么个女子。戴季陶很容易地就瞒着她，和好友蒋介石说好，由蒋认子。胖男娃一生下来，就由对中国很热心的日本人山田纯太郎带回中国，在上海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把婴儿取名为纬国，与在上海结缘的夫人姚冶诚一起抚养。1953年，蒋纬国原配石静宜过世，他的心情极为低落，父亲派他赴美进修。据了解，途经日本时，蒋纬国在东京找到山田纯太郎，终于知道生母的最后去处。当年把他抱到中国的日本老人告诉他，其生母死后下葬在东京近郊的青山公墓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东京遭到了大轰炸，原有的坟墓已经被美机炸掉。山田没有陪蒋纬国到墓园，不过青山公墓很好找，因为东京市区战后发展迅速，现在公墓周围已成市区。这位装甲兵少将司令很容易地见了生母埋身之处。只是，墓址犹在，却无任何生母遗迹，原址已改葬他人。生母生时无缘见面，死后连尸骨都无处可寻，对于蒋纬国而言，真是情何以堪。他只能在这处曾经葬过生母的墓园里，哀思这位今生无缘让他尽孝的异国亲生母亲，然后怅然离去。以后，每当他踏上日本国土时，青山公墓便成为他必然造访之处。对于自己的身世，蒋纬国一直不愿证实些什么。身为敏感的蒋氏家族一员，再加上复杂的政治现实，使得他不得不在1989年1月参加戴季陶百年冥诞纪念会之后，在一次演讲中以73岁之高龄，对外“征求真相”，以解他的身世之谜。然而当外界提供了许多当年的资料后，他仍然沉默。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及宋美龄待他犹如亲子，他感念此恩之故。
由山田纯太郎带到中国的胖娃一入蒋家，对于做父亲的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取个好名字。当年蒋介石为经、纬两子取名字时，有段不为外人所知的有趣经过。蒋纬国还没有向蒋家“报到”之前，蒋介石为长子取的名字不叫“经国”，而是“国金”，这是因为当时乡下地方，取名并不讲究。从日本来的娃儿一到，蒋介石就要再为取名字伤脑筋了。就家谱来讲，这一代是“国”字辈，既然老大是“国金”，那么老二当然得是“国银”了。可是蒋介石当时已经不比昔日，虽然年纪尚轻，才30出头，但是已成为革命党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见识亦广，“国金”、“国银”未免太俗气，是显而易见的。他先是想到把两子的名字配为和“金银”同音的“经营”，也就是长子名改为“国经”；次子名为“国营”。但是“国营”显然不大对劲，几经考虑之下，他就想到“经纬”两字，这两个字气势很好，如此长子是“国经”，次子就是“国纬”。不过念着念着总觉得“国纬”太静态，最后他灵机一动，干脆把两子的名字都倒过来，“经纬”两字放中间，“国”字放在后面，这样“经纬”成为动词，“经国”、“纬国”两个气度恢弘的名字于是出炉。
1917年，才1岁左右的蒋纬国在这年8月生了一场重病，小命差点不保。那时，蒋介石与姚冶诚带着幼子住在上海陈果夫家的阁楼上。有个晚上，一阵穿堂风刮过来，几扇窗子突然关闭。此时蒋纬国开始哭闹不休，并有发烧现象。起初，蒋、姚两人以为是受到惊吓造成的急惊风，但还是请来当时在上海挺有名气的日本医师看看。这位医师诊断，蒋纬国得的是脑膜炎，传染源可能是蟑螂，不过医师没能把病治好，病情看来似乎愈来愈严重，两人一筹莫展。陈果夫的妻子眼见蒋介石及姚冶诚整天在阁楼上抱着孩子，就对他说:“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来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成天躲在阁楼上就晓得抱小孩，抱得活吗?孩子交给我，保得住就保，保不住也没法子，只好听天由命。”蒋、姚听从吩咐，将儿子交给她。“我母亲日后告诉我，那时我几乎是奄奄一息，果夫夫人认为父母亲只懂革命不懂孩子，把他俩‘赶’出去之后，就自己去想办法，”蒋纬国谈到这段童年往事，不禁莞尔，“果夫夫人也是个三脚猫土郎中，她到隔壁中药房抓了服‘金老鼠屎’，这种药和普通的‘老鼠屎’药都因为外观是米粒状，有些像老鼠屎而得名，‘金老鼠屎’的药量多了一倍，并且用金纸包起来，通常这种药是解毒用的。”蒋纬国病重，果夫夫人死马当活马医，以成人用量的两倍喂孩子吃，第二天症状就减轻多了，并且停止哭闹，非常有效。再服了几天正常剂量，病就完全好了。不过，日本医师继续为蒋纬国看病，并且投以西药。医师特别嘱咐，孩子以后求学，凡是与计算或思索有关的，在初中以前不可超过一个钟头；在高中以前，不可超过两个钟头。读完高中以后，因为脑子完全长成，就没问题了。遵从指示，对于蒋纬国而言并没有什么困难:“我小时候一向听话守纪，所以年龄比较大之后，听母亲这么讲了医师的指示，就照着吩咐做，一直到高中毕业才停。”日后证明，他并没有因为这场大病而使脑子受损。
蒋介石年轻时看待经纬两儿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国幼时木讷畏缩，甚难讨父亲喜悦；纬国则是聪明伶俐，而且自懂事起，就能自我约束———“调皮不捣蛋”，所以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在戎马倥偬之际，蒋介石每当心情烦闷时，见着次子，逗乐耍闹几番，总能一解其忧。蒋纬国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家时，常让他骑在脖子上，口中“囝囝，囝囝”亲昵地叫个不停。日后对中国现代史有着根本影响的蒋家，大概在这个时刻最接近一般寻常人家了。如今迈入80岁，也历经几番人生风雨的蒋纬国，仍然觉得“调皮不捣蛋”就是他重要的人格特质之一。
1920年，蒋介石带着姚冶诚母子回到溪口。王采玉有严重的气喘病，蒋介石要姚冶诚侍奉母亲。浙江溪口是个小村，依山傍水，主要街道沿着小溪而筑，溪的上游叫上街，家境好些的多居于此。而蒋家住在下街，经纬兄弟幼时的名字，一为“建丰”，一为“建镐”，此屋也就名为“丰镐房”。当年的溪口镇上街经营玉泰盐铺的蒋肇聪过世时，名为“周泰”的次子蒋介石仅9岁。同父异母的哥哥蒋周康虽然过继给另一房，而且也已搬出，母亲王采玉厚道善良，仍然决定把遗产分一份给他。
在蒋纬国的印象里，姚夫人回到溪口后与毛夫人相处并不融洽。毛福梅虽然不为蒋介石所喜，但是并没有就此离开蒋家，因为王采玉也需要服侍，就让她住在丰镐房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我母亲带我回溪口家里之后，祖母当时病得很严重，整天躺在床上，为了侍奉祖母方便，母亲便把毛夫人接到家里住，没想到她反而要我们母子住到柴房里去!”蒋纬国回想当时情景:“柴房不大，一个角落养了几头猪，另一个角落堆着稻草，我们就睡在草堆上，下面铺的是稻草，上面盖的也是稻草。”他说，稻草里有许多跳蚤，他和母亲被咬得浑身是红点，母亲是大人还抵受得住，他则没多久就病了。换个环境成为必要的考虑。蒋周康家条件很好，不过，蒋介石把母子俩从上海带回溪口，临走前曾经吩咐姚冶诚:“不管家里再怎么苦，你们不可搬到大伯那里去!”蒋介石所以如此吩咐，是因为大伯家里富有，他虽穷，但仍不想依赖哥哥。不过蒋纬国病得不轻，而且姚夫人也得悉心照料婆婆，所以在大伯母的坚持下，蒋纬国终于住到蒋周康家里，并且在上海就医。
1922年，姚冶诚带着稚子搬到宁波。和溪口比较，宁波就是大城市了，母子俩以一年90元的租金，在江北岸花墙弄引仙桥，租到一栋相当大的楼房。这栋楼房是凶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但是那时蒋家不算富有，就看在租金便宜的分上，搬了进去。
对于哥哥，蒋纬国的心情可以用“敬畏”两字形容———既敬且畏。蒋纬国觉得哥哥的心志坚定，处事平稳，富正义感，且颇具才干，所以敬之；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哥哥城府很深，对于自己又有所算计，且掌握了政治网，所以畏之。他在哥哥在世时，几十年来与哥哥相处的方式，就是避免起冲突，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包括湖口事件在内，他自己觉得有什么来自哥哥的委屈，是从来不向父亲提起的。但经纬兄弟之间的个性又实在差异太大。蒋经国的领导及识人能力很强、深具正义感而嫉恶如仇，固然早已受到外界肯定；然而内向、城府甚深、人格多重、多疑也是在他过世之后，从亲近他的人士口中慢慢传出来的。而蒋纬国则是外向、爽朗、幽默、易与人推心置腹。所以有如此不同的差异，应该和幼年的际遇及青年时期出国进修的环境有关。蒋经国并未受到蒋介石的疼爱，有时甚至在威严的父亲面前怕得发抖；而蒋纬国则自幼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成为蒋介石忧烦之时的安慰。
蒋经国随后于16岁赴俄留学，在俄国的12年间，物质上、精神上均甚缺乏，又遭受不少挫折，吃了很大的苦，但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而蒋纬国则赴德留学，在德国获得正统的普鲁式军人教育，也在良好的生活环境下，习得欧洲优雅的风度。两人的际遇不同，日后的表现自然也就分道扬镳，连生活态度都有所不同。例如，蒋经国不重穿着、吃喝，他外出时，常常是夹克配西裤；饮食方面，外出时经常是路边摊，在家则是几样百吃不厌的家常菜，如果有剩，则下顿再吃。而蒋纬国则是重视仪表，懂吃会喝，十分欧化。蒋经国在留学期间养成吃苦及节俭的习惯，再加上曾经受到共产主义教育，对于财产方面的看法及处理上就有所影响。他自己不置产，也厌恶别人置产，认为这与品德操守良莠有关，特别是高级官员，有几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因为购置了较为宽敞的房舍，结果因此去职。而蒋纬国的生活态度则是，只要能力负担得起，他宁愿享受较佳的生活品质。所以在台几十年来，他几次换房子，房子愈换愈大，最后在台北市溪山里至善路盖了栋不小的房子。据蒋经国生前重用的一位要员指出，蒋经国对弟弟这栋房子曾表示“不以为然”。
兄弟的个性差距如此的大，也就成为亲情上的另一种障碍。“其实我和哥哥基本的人生观就有很大的不同。”蒋纬国叙述他们兄弟之间，在处世态度上就有根本的差异，“哥哥认为应该是‘为工作而生活’；而我则是‘为生活而工作’。”蒋纬国在蒋经国在世时，曾经谈过如此观念。有人因此来问他，指出他这个观念，和他哥哥所言完全不同。蒋纬国回答，他相信哥哥“为工作而生活”的观念，应该是自我勉励，以激发斗志，但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而言，应该是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所以必须工作。
1988年1月13日中午，前一天还正常上班的蒋经国突然在家中大量吐血，医师抢救无效，就此离开人世。由于事出突然，没有一个亲人随侍在侧。蒋纬国是哀伤的，这辈子除了父亲，受哥哥影响最大，他始终以服从之心以待，却未曾受到哥哥信赖。但终究相处了几十年，即使哥哥防他，亲情仍在。如今霎时天人永隔，面对已无气息的遗体，他突然为哥哥感到难过，因为哥哥生前在山之巅，难以觅得可以分忧的知己；死时，走得又是那么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