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悄然离开了人世。数以万计的人前来送他，在他的身体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字，毛泽东特地发表讲话，说鲁迅的骨头最硬，鲁迅成了众人皆知的英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依然在谈鲁迅。鲁迅留给后人的话题太多了，他几乎成了一个救世的英雄。正因为如此，一个真实的鲁迅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长期以来，人们所见到的是一个被历史的理性所改造过的鲁迅，一个坚硬而荒凉的鲁迅。所以，有时我在想：为什么鲁迅的心如此荒凉，只能是“硬骨头式”的呢?为什么中国只会出现这样的作家，而这样的作家又特别受人欢迎呢?
人们眼中的鲁迅
鲁迅果真像许多人所说的那般伟大吗?在伟大与平凡之间，我更希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将一个真实的人展现于众人面前。问题是，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冯雪峰说：“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上他。”
同时期的鲁迅研究者李长之则说：“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于一个战士。”
王朔说：“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
这些都是人们眼中的鲁迅，这些评论有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的，有从文学艺术角度出发的，也有从思想文化角度的;有论述他伟大的，也有论述他缺陷的。统而言之，鲁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战士。作为一个战士，他的使命就是不停地战斗，直至生命结束。战士所创造的业绩，也就是战斗的辉煌，而非战争理论上的辉煌。“五四”之后，新文化阵营出现了分化，鲁迅曾这样写到：“两间一小卒，荷戟独彷徨。”这就非常形象地描写了他当时的处境。这之后，鲁迅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写杂文，充当的是一个战士的角色。
然而，鲁迅为什么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去创作更多的纯文学作品呢?王晓明认为这是鲁迅的情感使然，也不无道理。苏雪林曾说鲁迅“多疑”，心理上有某种病态，也自有道理。鲁迅多疑、冷峻、激烈的性格，使得他不能冷静地去面对这个世界，不能以平静的心态去启蒙大众。
“匕首”、“投枪”、“毒气和鬼气”
鲁迅的确很爱人，也想以文字来唤醒沉睡的民众。但爱的方式却是最为原始的。他是一个爱憎分明、非常有正义感的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决不宽恕人”，“痛打落水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有人说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
鲁迅则最清楚自己的状况了，他曾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但何谓“毒气”和“鬼气”呢?这种“毒气”和“鬼气”从何而来呢?与周作人相比，鲁迅的性格的确过于刚烈，在实现个人信念的时候过于情绪化。所谓的“毒气”和“鬼气”，是隐藏在鲁迅内心深处的仇恨，爱之深则憎之烈。这仇恨又从何而来呢?为什么鲁迅对大众的爱又偏偏以仇恨的形式表现出来呢?据说鲁迅从小就很好强，年轻时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大志。而在少年时所遭遇的生活困顿，又使他认清了人性的阴暗面。这使得他更加以仇恨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狂人”便是仇恨的化身。个人情感的进一步深化，也许就源于现实的残酷性。鲁迅放弃写小说，将全身的精力都用于杂文写作，多半是出于这种特殊的心理。
不光如此，个人的阅读经历也会强化他的信念。在南京、日本求学时，鲁迅对科学发生了兴趣，达尔文的进化论渐渐地进入了鲁迅的精神深处。后来所遇上的尼采，似乎更使他坚信强人拯救世人。他早期所写的《人的历史》、《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可以说是对西方科学思想接受的大综述。进化论强调的是生物的优胜劣汰，尼采的强人理论则认为人类是一条不洁的河，这些思想无不在强化着他的信念。后来他写《狂人日记》，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诞生的鲁迅话语，其实质又是什么呢?朱大可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一文中写道：“毫无疑问，20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遍的鲁迅崇拜思潮，实际上就是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它的残酷性被掩藏在文学和社会争议呼声的后面。而耐人寻味的是，正是知识分子本身而非官方机构，才是流连于鲁迅神殿的最虔诚的香客。不仅如此，在经历过残酷的政治迫害之后，甚至在彻底放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他们也依然保持着对鲁迅的刻骨铭心的忠诚，全力捍卫20世纪这一最坚硬的道德偶像。另一方面，在‘正义’的召唤下，只要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公正和腐败的暗流，鲁迅的殖民地遗言就会继续成为知识分子憎恨和挑战现实的楷模。”鲁迅的确是深爱着大众，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去与整个黑暗的社会抗争，这是他的英勇之处。
愤怒的鲁迅背后缺少什么
但问题是，鲁迅为什么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启蒙大众呢?为什么不能像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甘地那样来启蒙呢?在一个愤怒的鲁迅背后缺少什么呢?
我时常觉得，鲁迅是一个过于清醒的人，在他内心深处有绝望意识和耻辱意识，但却缺少信仰意识。美学家潘知常认为：“更重要的是，鲁迅只意识到灵魂的纬度，却没有意识到信仰的高度。他没有能够为自身的生存、为直面个体生命的痛苦、直面绝望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没有能够走向信仰，最后也就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他没有能够在觉悟在虚无中坚信意义、在觉悟中固守希望，他的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只是为绝望而绝望的声音。就是这样，鲁迅与‘信仰启蒙’这样一个20世纪的思想的制高点失之交臂。”信仰意识的缺乏，也使得他没有从更宽阔的天地去寻求拯救之路。我想，鲁迅的失败或许就在于此吧!
鲁迅的刚烈，后期一心写作杂文，多半是因为内心缺乏信仰意识。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鲁迅的启蒙是一种“立人”启蒙：立一个刚强的新人来破坏旧的世界，重新确立新的世界。所有的启蒙，也就是此岸的启蒙，而非终极关怀的启蒙。这种启蒙的方式，多半带有破坏性，很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断层。譬如新文化运动期间，那些文化新人们一味地反对旧文化，从而给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少损失。这种启蒙的方式，虽然会有很大的实效性，但却埋下了不少隐患。倒不如用一种信仰之爱，在大众心中种下爱的种子。鲁迅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若能心平气和地做些信仰上的启蒙，或许会有更大的效果。用仇恨来制止仇恨，终将会制造出更多的仇恨，这难道是我们愿意见到的吗?
在中国这一块大地上，若没有鲁迅，也会有一个类似鲁迅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鲁迅，倒是亟需反思我们的缺乏信仰的民族文化。因为我们缺乏信仰意识，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后，传进中国的是进化论和尼采的思想，当然许多传教士也跟着进来。但后者一到中国，就被国人视为“邪教”，是麻醉人精神的不祥之物。所以，众多知识分子还是主张以“立新人”拯救危难的国家。所以，我们会觉得，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便有什么样的文化人。在中国，只能诞生一个勇敢的文化战士，而非文化的大思想家。
我想，某种程度上说，这应当是一个民族文化上的失败，绝非文化人个人的失败。这也是由于整个文化界的信仰缺乏，绝非文化人个人的信仰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