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在临死前，留下了四道遗嘱，简单的说就是：一、他死后不配天。也就是不要将他的神牌供奉到天坛的皇穹宇和皇乾殿内;二、他死后，其神牌不升祔太庙。但可以升祔奉先殿，其画像可以悬挂到寿皇殿、安佑宫;三、他死后，不要在他陵寝的五孔桥南为他建圣德神功碑;但要把“大清某某皇帝”文字镌刻在明楼碑上，陵寝名称刻在明楼碑的背面。碑文不可以有“以圣神功德”字样称呼，如果新皇帝要写歌颂我生平的碑文，则可以把碑文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四、在他死后，只将他生前穿用过的几件衣服供奉在皇宫内的四执事库，以示节俭和留念。自鸣钟殿内一些不常用的砚墨，也没有必要长期保留收藏。
这四道遗谕看似简单，但在事实上，却给刚继位的只有20岁的咸丰帝出了不小的难题。后来，咸丰帝经过仔细思考，且在诸王大臣的参议下，最终将道光帝的遗谕作了如下的三个决定：
一、道光帝神牌仍配天、升祔太庙。只是从咸丰帝开始，清代帝王不再配天坛。
皇帝死后配天，升祔太庙都是大清国历代奉行不替的祖制家法，是神圣不能改变的。也是中国历朝历代都照办不误的成宪，是天经地义的。在民间，老人去世了，还要立牌位供奉起来，按时按节上香行礼，接受后代人的香火。
作为大清皇帝，一代人王地主，岂能死后不升祔太庙?后两条比较好办，咸丰帝都照办了，唯独这前两条，使咸丰帝左右为难。
特别是道光帝在遗谕中十分坚决地说：“若继体之君、顾命之臣不遵朕谕，任意强行，则是甘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矣!”是“诬朕以不德不孝。”是照办还是不照办?
在道光帝死后的第三天，咸丰帝下令朝臣们，就这件事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参加这次大讨论的，上至亲王，下至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大家各抒己见，纷纷发言，讨论得十分热烈，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经过20多天的讨论，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仍遵照以往成宪办理。也就是仍配天、仍升祔太庙，不按道光帝的遗嘱办。这一意见由礼亲王全龄将上奏给皇帝。咸丰帝看了众臣的意见后，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采纳群臣的意见，配天祔庙。同时决定从自己开始，以后各帝不再配天。他降旨将道光帝的第一条朱谕和自己的这道谕旨抄录一份，悬挂在天坛的斋宫内，永世法守。
二、道光帝的龙泉峪陵寝不再建圣德神功碑楼，将圣德神功碑文按照道光帝的意思，刻写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为道光帝补建陵寝方城明楼。道光帝的第三道遗谕，可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清楚圣德神功碑及其陵寝功能，也许才能正确理解道光帝的真正用意。古制，陵寝的功德碑均由后人树立。是记录死者一生功德事迹的石碑，为了有保护该石碑和装饰陵寝作用而建造的建筑，则称为功德碑楼。因此，圣德神功碑楼，也称圣德神功碑亭(现在也可以简称大碑楼)。
外形是神道碑亭的缩小版本，里面竖有两通高近7米的石碑，石碑上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碑文。圣德神功碑楼的附属建筑是海墁四角各树一根洁白晶莹的盘龙石柱，正式名称叫华表，也有称擎天柱的。
在清代陵寝建筑中，只有顺治帝及其以前的皇帝陵的功德碑亭才能称之为神功圣德碑亭，从康熙帝的景陵开始，一律改称为圣德神功碑亭。
知道了圣德神功碑的作用和功能之后，就不难理解道光帝为什么不让他的儿子给他建造圣德神碑了，因为据说清朝有一个规定，皇帝在位，凡丢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准树立圣德神碑。
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致使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但赔偿英国2100万两银子，还割让了香港，不仅没有了天朝大国的尊严，还致使国家领土不完整。于是，道光帝深感自己没有功德予后世子孙，更无脸面见自己的列祖列宗，于是他才决定自己子孙不要给自己建造圣德神碑。而道光朝之后的各朝更是割地赔款，丢失了数百平方公里的国土，所以从道光朝开始，其他皇陵陵寝也就不再建造圣德神碑。
虽然能理解道光帝的心情，但道光帝此时复杂的内心世界，却给人造成了难以完成他遗谕的尴尬境地。圣德神碑不让建造，却还有让写圣德神碑碑文的意思，并交代把碑文写在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
按照道光帝的意思，他的神道碑亭又赋予了兼有圣德神功的功能。因为圣德神功碑楼是记述皇帝生平功绩的主要建筑，而神道碑亭是内竖镶刻帝后谥号石碑的方亭。虽然这样做有些不伦不类。
但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道光帝特意交代的，于是，咸丰帝亲自写了一篇有839个汉字的碑文，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在神道碑亭的石碑背面，也算是对道光帝遗谕内容的一个部分交代。
如果从节俭和见缝插针的角度说，神道碑亭的石碑后面刻写功德碑文还算能将就过得去，因为毕竟有一个空白的石碑可以写字。那么接下来这个有字却无处下笔的难题，则不可避免的摆在了道光帝儿子面前。
因为道光帝临死时告诉他的儿子：“我死后，在明楼的石碑正面刻写‘大清某某皇帝’，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在这石碑的背面，则可以刻写我陵寝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