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网络时代，炒作无处不在，其实古人也很重视炒作。唐代的杜甫就是一位炒作高手，他一生给李白写诗数十首，以显示自己与名人不一般的关系，而李白只回了他一首打油诗。
到晚清之际，文人士大夫更是崇尚清谈，好论时事、兵事、外事，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炒作之风盛极一时。但这些手法在一个人眼里，却只是小儿科，他就是左宗棠——如果要评“大清第一炒作高手”，那非左宗棠莫属。
在任何时候，一个人要想出名，最好的办法是有“故事”，而左公恰恰是这样的人。
早在学生时期，左宗棠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他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我欣赏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
成年后的左宗棠，更是擅长“编故事”。第一个故事，道光十年(1830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当时年仅18岁名不见经传的“农村知识青年”左宗棠拜访他，贺为左之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左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左看。
此事载于《左文襄公年谱》，问题是二人见面的事，其他人并不在场，如何佐证?极有可能是左公自己创作或传播出来的。贺长龄是晚清的大学者，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非常喜爱左宗棠，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也仅此而已。
第二个故事，道光十七年(1837年)，回家省亲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20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
这个故事较之前一个更是“别有用心”。陶澍爱才，左宗棠得知陶大人回乡必经醴陵，故而事先写下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印心石”隐含了陶澍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看到此联，自然心花怒放，引为知音;下联更赤裸裸地拍了陶大人一记马屁。总之，一副对联击中了一个传统士大夫官僚的软肋，竟然不顾年龄和辈份悬殊，与之结为亲家。
第三个故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在回家途中，因为闻悉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其实，林则徐见左宗棠，并非“闻听”其大名，而是缘于陶澍。陶、林二人关系不浅，左又是陶的亲家，陶在信中早已向林大人介绍过许多左的故事。左公拜见林大人，也是因为陶亲家的授意。林大人乐得给陶公一个面子，自然不惜美言。
那么，三个故事都聚焦在左宗棠的“奇才”上，此时的左公到底露出过什么奇才?后人很难晓得。凭常识判断，无非是左宗棠的口才，至于诗文之才——左公显然不如李鸿章，至今不见左公留有名诗文。至于其它才能，凭初识的一面应该难以判断。
为了抬高故事中的人物，左宗棠也毫不吝惜地抬举他见过的名人，如林则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视为“天人”。更关键的是，这些故事一般限于二人交往之间，外人之所以得知，无非是当事人的对外传播。于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反正都变成了故事。对此，《清史稿》中说得直白：“(左公)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还有一个经典段子，说的是长沙发生“劣幕事件”，左宗棠被人告发，受到追查，有个叫潘祖荫的大臣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更是将左公抬到天上。
潘祖荫的一道奏折果真如此管用吗?非也，左宗棠之所以被赦，完全得益于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保救。而潘祖荫这句话或许是真的，却未见载于《清史稿》，倒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其所以流布者，无非是左公有意炒作，这与左公“喜为壮语惊人”的秉性极为相得。因此，当左宗棠后来抹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即令时人感觉不公，为之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