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汉廷下诏召集前一年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与汉廷高层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属丞相史、御史在朝堂集会,以“民所疾苦”为主题,就汉武帝以来政治得失及未来走向展开了激烈辩论。这次集会被后人称为“盐铁会议”。大约三十年后的宣帝末期,庐江郡太守丞汝南桓宽整理了会议原始记录,著《盐铁论》一书。
盐铁会议是一场具有复杂政治背景的会议,并且对汉代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盐铁会议背后的权力斗争
武帝去世前,由于太子年幼,遂指定了一个包括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田千秋五人的辅政集团。五人之中,由于金日磾在第二年即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即去世,丞相田千秋又是一个不任事徒充其位的丞相,因此昭帝初年大权就集中在了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人身上。霍光以外戚身份,以大司马大将军统领内朝,被武帝喻为周公辅成王而寄予厚望,是这个集团的中心。但从资历、功劳来讲,十三岁即入宫为侍中,同为辅政大臣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却远在其上,尤其是他主持盐铁、均输平准等财经政策立下了大功,绝非霍光能比。经多年的积累,桑弘羊在朝中人脉甚广根基深厚。汉代又有以御史大夫为相的不成文规定,因此桑大有取田千秋而代之之势。他自然不服霍光,因此渐渐成为了霍光的最大政敌。而辅政集团中的上官桀资历也比霍光深,又是当朝皇后的祖父,虽然他与霍光为姻亲,但或许是考虑到桑的强大根基,上官桀逐渐倾向联合桑弘羊对抗霍光。
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除了权力斗争之外,二人政见也不同。霍光主张继续《轮台诏》抚恤民生的精神逐步改革武帝旧政。而桑弘羊则主张继续深化武帝内兴聚敛、严刑峻法,外事四夷的方略,完成武帝未竟的事业。
这就是汉昭帝初年西汉权力中心的政治态势。盐铁会议就是在霍桑明争暗斗,局面纷繁复杂的特殊时期召开的。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其实是霍光对桑弘羊在外朝咄咄逼人之势的应对。他作为内朝官员不便出面,于是支持来自基层的儒生贤良、文学,借力打力,通过他们在这次会议上攻击桑弘羊的政治主张达到削弱对手的目的。
儒生集团如何登上政治舞台
除霍光、桑弘羊两方以外,盐铁会议还有第三股政治力量——儒生。
众所周知,汉武帝即位以来有尊儒之举,初有“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又有罢所举贤良治申、商者及议明堂、改历服色、延文学儒者等举措。这往往给人一种武帝朝儒学已大行其道的感觉,但如果细加考察则发现并非如此。武帝在做了上述尊儒之举后,对外即开始事四夷而大兴征伐,对内则兴聚敛兴利、严刑峻法之治,这三件事情是武帝时代最具“雄才大略”的政治活动。可惜这些活动无一不与儒学学理相悖:儒家在对外关系上信奉的是修文德以来远人的“德化”之说,对内经济上则主张不与民争利的“富民”论,法制上则主张以礼乐教化消除刑罚“道之以德”的观念。所以,儒学实际上已被武帝弃如敝屣了。不信,我们可以看看武帝时用世的几位名儒。
先来看董仲舒。董仲舒虽因上“天人三策”受武帝赏识,被视为武帝朝隆儒的标杆性人物,但其人却仕途坎坷,先后被任命为江都相、胶西王相,却受主父偃、公孙弘等人嫉妒陷害,最终“恐久获罪,病免”,只能“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在短暂的推崇后,这位以“推明孔氏”著称的一代大儒就被武帝遗忘了。
再来看公孙弘。这个人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对策时论仁义礼智之效,为丞相后又纵论教化之功,并力主设立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的教育制度。这些都可谓源于纯正的儒家思想,代表了汉代儒家政治最根本的发展方向,历史影响重大。若以他所居的位置,能一贯坚持如此,又能与董仲舒等大儒同心协力,儒家在武帝朝或许可以有大发展。可惜其人其行并非如此。他不仅没有与董齐心,反而肆意陷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又是一个精于世故的滑头,在朝堂上“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汉书·公孙弘传》)。对此班固总结说:“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儒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为官的工具和修饰罢了。他与所谓的“醇儒”之间,距离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武帝朝的另一位名儒儿宽,和公孙弘比较类似,他本来也是比较纯粹的儒生,但在张汤等文法之士手下逐渐用世,更熟悉的是官场规则,而缺乏大儒那种以礼乐教化济天下的高远理想。所以武帝向他请教巡狩封禅之事,他没有“信而好古”的理想,反而认为武帝根据“事宜”自制即可。后来任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汉书·儿宽传》)。这种不作为,与“不肯面折庭争”的公孙弘又有何差别?
总的来讲,“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型的儒生成为了武帝朝用世儒生的主流。他们并没有促成儒家学说在政治领域的统领地位。
当然也要看到,武帝初期的尊儒也有其重大影响。《史记·儒林列传》载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揽文学儒者数百人后“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武帝又在全国广泛设立学校,招收生徒学习儒家经典。这确实进一步造成了儒学在更大范围的复兴,尤其一大批儒生逐渐在各地被培养出来。这些儒生饱读圣人之言,胸怀平治天下之大志,又耳闻目睹武帝各项政治活动长期持续所造成的民生苦难。心中渐渐积累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一旦机缘巧合,满腔愤怒必将喷涌而发。
不过,武帝在位期间,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缘,处于激烈政治漩涡中的霍光则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于是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对桑坚持的外事征伐、内兴聚敛、严刑峻法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并由此广泛论及武帝朝民生、吏治、社会风俗诸多乱象。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批评,无一不是基于儒学立场而发,进而提出“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的根本主张。这是武帝朝被边缘化了的儒生集团远承孔孟,近承董仲舒的精神,经过长期积蓄力量重返政治舞台,一改公孙弘、儿宽一辈儒生“缘饰”之法,要求结束武帝多欲政治,彻底实行仁义礼乐教化的儒家政治的重大信号。甚至可以说,西汉后期汉儒直至王莽,颇带理想主义色彩的风格,很大程度上都肇端于此。
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侃侃而谈、直言不讳,“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一方面确是儒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本性流露,但也不能说没有霍光在背后撑腰的因素。通过此次会议,霍光借儒生沉重打击了桑弘羊一系。桑弘羊气急败坏,由此与霍光的矛盾迅速公开化、白热化。
会后第二年,桑与长公主、燕王旦、上官桀联合,孤注一掷试图谋杀霍光,结果事败被诛。历史由此进入了十三年霍光专权的时代,直到他去世(前80年-前68年)。
霍光与儒生集团的决裂
盐铁会议是霍光与儒生集团的重大胜利,一方面标志着继续主张彻底执行武帝旧政一派势力的破产,同时也标志着儒生开始真正走向政治舞台。但儒生和霍光之间却因政治主张的根本不同而并没有能够继续这种成功的合作。这次胜利反而使得霍光与儒生集团的矛盾凸显,开始取代霍、桑矛盾升级为政治斗争的主要矛盾。这可从以下两点来看:
第一,霍光本人对儒学缺乏认同,正如班固评价他“不学无术”,他是没有多少儒学修养的。他对儒生的态度,正如霍山所言“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霍光)常仇之”,这与桑弘羊对贤良、文学的讥讽、不屑一顾可谓同出一辙。
观霍光时代的用人,儒生基本上不占优势,高层中尤其少儒生。以丞相一职为例,相继为相的王?、杨敞、蔡义等人,除了蔡义明经,学过《韩诗》外,都并无经学功底。这些人多出身霍光门下,如杨敞、蔡义以及大司农田延年均“给事大将军莫府”,为霍光一私人政治集团,完全听命于霍光。后来用世的萧望之、魏相等名儒及盐铁会议六十余名贤良、文学都不被霍光所用,只给他们低微的官职,甚至魏相还一度被投进监狱。如此格局下儒生的政治境遇是不可能翻身的。
第二,上面讲到桑、霍之争除了权力之争,也有政治主张分歧的意味。然而观察霍光的政治,虽秉承《轮台诏》多有抚恤民生之事,但对武帝的政治遗产也并非完全否定,只不过没有桑弘羊那样激进罢了(霍、桑二人一人偏保守,一人偏激进,武帝指定二人为辅政大臣,或有相互制衡、平衡之意,但没有想到他们会分裂)。如匈奴、西域问题上仍然有所推进,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霍光甚至还对匈奴发动了一场规模堪比卫、霍绝幕之战的远征;酷吏政治方面,也一如既往推行“持刑罚严”的精神,司法始终处于一种严酷偏紧的状态,“苛暴”状况没有得到改变;而对盐铁国营、均输平准为主的兴利之事,盐铁会议后仍继续承袭,显示霍光在财经政策上对武帝以来的政策也无所改作。这些都是儒生们所无法认同的。
霍光目光短浅,并没有一种对当时大势所趋的儒家礼乐文教政治的充分认同,适时将儒生逐渐吸取到自己的政治架构中,反而长期将他们排斥在外。这使得此段时间许多已经陆续进入政治活动的儒生仍然只能继续游离于政治主流外,只能继续不断积累力量以待时机。
直至霍光去世,魏相清除霍氏势力,才为儒学政治化打开了缺口。霍光去世后,宣帝思其功德,继续重用霍氏子孙。时任御史大夫的魏相即通过平恩侯许伯上封事主张对霍氏子孙要“损夺其权,破散阴谋”(《汉书·魏相传》),首开削夺霍氏之权的主张。其后又再度借平恩侯上书去副封之制,架空领尚书事的霍山。此后,魏相为相,积极进行各项改革,“尽变异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并不断削夺霍氏权力,使霍氏对他又怨又惧,最终铤而走险,“谋矫太后诏,先召斩丞相,然后废天子”,结果事败被族诛。据王利器先生考证,参加过盐铁会议的,在《汉书》唯一有传可查的,仅有魏相一人。魏相诛灭霍氏并非一种偶然行为,也并非只是一次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儒生集团对霍光政治的最后总攻。通过此事,儒家政治在被霍光长期压制后终于扫清了障碍,为其后在宣、元时期逐步走上政治舞台的主角,使汉代政治完成向“守文”的转变打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