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是统治者的开明。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的内藤湖南说，(宋代)“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在平民社会，君主的个人价值取向，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影响更为直接。
虽然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脑筋动到极致，但是赵匡胤在后人的印象中并不是一个自私、冷酷的人。事实上，“开明专制者”这个词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的审时度势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历代皇帝当中除唐太宗外无人能及。
文臣的理性和谨慎显然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文臣饱读诗书，熟悉历史上安危治乱之由，可以给统治者提出更为合理的建议。他们治理地方，比武将更有办法，更有条理。与此同时，文人胆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坏力也不过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宋代统治者对文臣特别信任和优待。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宋人在怀念赵匡胤时，最常提到的是他对文臣特别优礼：“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
宋代皇帝们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传统。有一次，名臣程颢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才问题。宋神宗说，现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见也。”程颢一听大不高兴，当场指责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您怎么敢这么轻视天下读书人?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河南程氏外书》卷7)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学问时，则明确承认：“朕学问安敢望士大夫!”(《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癸酉)这既说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说明他在文臣面前刻意采取低姿态。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通过这样几个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于理有违，竟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了，并且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宋史》卷282《李沆传》)
北宋名臣韩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时，曾经说：“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己酉)俨然以皇帝的恩人长辈自居，但无论皇帝还是在场的大臣，居然都不认为这是跋扈之举。
在这种尊重文臣的氛围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即集体决策制，就是遇到重大问题，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开会，商量解决，皇帝虽然手握全权，并不乾纲独断。有的决策，朝廷甚至会邀请平民参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听证会。比如陈恕为三司使时，“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卷267《陈恕传》)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