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北京,愁云惨淡。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康广仁、刘光第六君子被带往菜市口,先后就义。
谭嗣同在有人劝他逃离之时,正气凛然地说到,各国变法,未有不经流血而成的,中国尚未有,那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且其有诗写到,我自横刀向天笑,却留肝胆两昆仑。
与官员二代谭嗣同不一样,刘光第出生贫寒,二十四岁中进士,因其不愿从于流俗,走后门,攀高枝,送礼物,以致十余年间,官位未迁,工资未涨,在京城苦苦度日,每年要欠五百两银子。老婆家务活样样都要干,一点也没官太太样。以致于当提督衙门受命去抓他,看到他家竟然破败不堪,瓦上漏雨,不无同情地说,他这哪像个官啊!
当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要把维新派人物一网打尽时,对他们怀有同情的消息人士扔了封匿名信到刘光第的房子里,“山雨欲来,不待智者而已知,行矣裴君(刘光第字裴村),葆忠贞以济世,毋俟昆岗之焚,于义无取”。劝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刘光第却跟老婆讲,“天祸中国,吾等岂惜一死以醒国人!”
与谭嗣同所言变法留血从他开始异曲同工。
只是,刘光第其实并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
八月初九日,他们被捕之后,刘光第与谭嗣同关于一监,还读书吟诗为乐。未想到事情的严重性。十三日早上,还从宫里传出消息说要会审他们,刑部大堂上公案都摆好了,到了上午十点,朝会一散,刚毅从宫里出来,带来上谕,说先候着,暂不审了。
——圣旨下将六人从狱中提出,上堂点名,并不讯供。饬令登车,刘光第曾任刑部司官,知事不妙。亟询承审官为谁,我至今未曾认得康有为,尚可容我伸辩否?众曰不必言矣。
刘光第真的不认识康有为吗?
梁启超后来在回忆刘光第与谭嗣同曾经联名救他时,写过一段话“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从上可知,刘光第与维新主将梁启超,没有多少交往,与首脑康南海康有为,最多就在保国会有过一面之缘——而且很可能是康有为在台上慷慨演说,他在台下听讲而已。因此他说自己并不认识康有为,确为实话。想要个申辩的机会,也很正常——没有谁,想把自己的命,立刻就送掉。
他显然会错了慈禧太后的意。
慈禧最恨者,不是康有为,不是光绪,而是脱离自己掌握的彻底的变革。
掌握权力者,皆知权力让人欲罢不能的滋味——古来起事者,未取得权力之时,所喊口号,何等吸引民心?待他们真把掌握了权力,便把当年的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而此次维新,显然是想革他慈禧太后的权力。
慈禧太后也不怕变革,对于洋务运动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富国强兵行为,她还是能接受并欢迎的。但她看得很清楚,像维新派这样搞下去,不但自己权力保不住,甚至大清的爱新觉罗皇帝,都会被架空——她如何能够容忍祖上打下的江山,在她手里失去?传了数代的皇位,变得无足轻重?一言九鼎山呼万岁,变得还要问其他人的意见并听从?
正是对维新派极恨,她才会痛下决心,不审而杀,杀后才公布他们的所谓罪状——什么先审后定罪的程序,在慈禧太后眼里,算得了什么?她连遮羞布都不要了——杀人如麻的强盗,还有向上喊冤的机会呢。
刘光第也许看多了古书,觉得说不定临刑之时,宫里会传出旨意,刀下留人——刘光第至死呼冤,杀后点血俱无,但觉有白气一道冲出。刽子手曰:“是实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气上冲,其神上升于天也”。
他脑袋掉落之时,“其夫人及其一女,立时欲以身殉,遇救得不死。后由同乡僚友凑集千金,归其丧”。
灵柩回乡,县民夹道祭拜,至今让人景仰。
慈禧太后呢?数年之后,形势逼人,不得不重启变革,甚至比百日维新更加彻底激进。只是,历史从来都只给一次机会。对权力与手段充满自信、心怀侥幸者,终没能逃过历史车轮的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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