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
早在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
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主席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
他在给中央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主席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
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主席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主席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
当时朱德对毛主席的主张，并无根本抵触，但在具体措施上则不尽一致。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诸如此类等等。陈毅当时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毛主席，因此他被称为“中间派”。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 毛主席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毛主席还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来信”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朱德虽然对二月来信也不满意，但他对毛主席对待中央来信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这体现了两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并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周恩来于6月收到毛主席对“二月来信”的复信后，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毛主席是在与中央对着干，相反他认为毛主席的批评不无道理。
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实的汇报。最后，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对朱德、毛主席二人都作了恰当的批评，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毛泽东这一次对周恩来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顿时尽释前嫌。尚未痊愈的毛主席于11月26日心情舒畅地来到前委所在地汀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