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本人拥有如下许多特性：顽强、坚决、无情、奋发、野心、机动和热爱权力。诸如此类的特性，他比任何人种的普通人包含得多，而这些也正指明了他的个性与领导的点。
从1928年来华到1942年离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抗日战争中，斯诺与国共两党广泛接触，撰写了一系列发自中国的报道。1942年，斯诺的《中国见闻录》在中国翻译出版。以下这段文字，就选自这本书，其中可以得知斯诺在与蒋介石的接触中对蒋形成的印象，以及他对中国抗战的看法。
在侵略者尚未遭到最后失败之前，抗战决不中止。——蒋介石
我想，我们在过了每个安息年(犹太人以每第七年为安息年——译者)之后，全都应该重新检验一次，因为据说人体的细胞，每过了七年，就要经过一番彻底的变化。究竟战争给予人类生理上的震动与精神上的苦恼是否加速了这种变化的进行呢?这样的讨论我还没有见到过。不过人们在经受了仅只一次的轰炸之后，他所发生的变化，有时倒比有生以来的变化还要厉害得多。马克思曾在什么地方说过，在大动乱的时候，“也许一天就发生了亘二十年的重大事件，”目下我们许多人就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如果我们说时间与炸弹没有使蒋介石改变了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
当我和蒋委员长握手的时候，他用着他那惯常的喉音和我说话。我想我当时看见他那薄嘴唇上掠过一丝笑纹，但立刻就消失了。许多人说蒋在战事发作后老了许多。在我看来，他似乎还是那个灵活而纤弱的身躯，还是那双聪敏的眼睛向人注视。我觉得他的生活比较不算紧张，他似乎正享受着内心的悠闲与更大的自信。当我问他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即假如汉口失陷了怎样，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到的地方，就是政府与院部的所在与抗战的中心。战争的结果决定于领袖如何指挥民众抗战，而非决定于两三城市的得失。”
他那种自诩为救世主的抱负，或是他的自尊心、抑或是使他说出这样的话的别的什么，的确是很牢固的。他这样说，不是在吹牛皮，而只是在陈述他的福音。看样子，他似乎真的相信，不管日军如何蹂躏中国，除非他们能在精神上、肉体上或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否则他们就别想征服中国。
蒋委员长本人决定政府重要官员的人选，又是陆军、空军以及残余的海军的总司令，国防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国民党的总裁。没有一个日本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能有他这样的权力。当他后继孔祥熙为行政院长，继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的主席，又接任政府联合银行“四行”的总裁与四川省政府的主席之后，要分别军人的蒋与银行家、政客、官吏、政治家与官僚是十分困难的。人们也许要说，在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国家里，那个委他自己担任这么多职位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天才，就是一个妄大狂者。但蒋与这两者都不像。跟中国一样，他一身集合着许许多多的矛盾，其中有好些也许将在战争中得到解决。要了解所有这些，只有从个的历史背景上入手。
蒋本人拥有如下许多特性：顽强、坚决、无情、奋发、野心、机动和热爱权力。诸如此类的特性，他比任何人种的普通人包含得多，而这些也正指明了他的个性与领导的点。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是一个力行的人(Man of Action);当别的人还正思索的时候，蒋已依照他的本能行动起来了。他承认他是一个实验家。
“不行不能致知”，他曾经这样写;又说“唯一的失败是在不能行。”在蒋的全部政治理论中，这大概是最革命的观念了。他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可说也完全得力于这一点。在中国任何决定，不管是好是坏，如果它能迅速加以执行，那么它十九是可以得到胜利的。
蒋这种个性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他崇拜古代的英雄。他比普通的中国人更重视精神的价值;他所实行的改革，差不多都偏于精神的改造而忽略物质的条件。例如他多年来推行新生活运动，企图以这一运动来感化那些被他俘虏的赤色农民，但他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一味把孔夫子的旧道德——礼、义、廉、耻——训导他们。如果蒋本人曾考察一下这些改革的成绩的话，他也许不会像今日这样子。然而他的主张还是始终未受影响。
他曾引用过孔夫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这两句话，把他所想的“廉”字一字的意义完全描绘了出来。另一个他十分重视的事情是“义”。所谓“义”就是“上下有别”。
蒋相信精神的力量能够克服一切的障碍。当他在西安被捕时，他“决以正气与精神的力量与之(指当时商议将他交付人民审判的人们)斗争。”接着，他又在他的日记里——这日记实际上恐怕是在他获释之后写成的，但无论如何值得重视——提到他备受“古来忠烈”，“总理之大无畏精神，”耶稣殉难之精神，以及“慈母之敎”等的激励，所以他说：“景行既然夙，应求无愧”。
这位“精神家”之所以不因战场的失败而气馁，显然得力于这种对正气的信仰。当我问他，究竟怎样据何种理由，认为中国可以获胜的时候，他泰然自得地对我说：“日本已经遭受了精神上的失败。军事行动没有必要的精神的基础，便不能成功。因为日本的精神观念是不正的，所以日本不能获胜。”请想象任何一个欧洲独裁者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是，蒋委员长却喜以世上唯一的裁判者自居。由他决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而他本人总是在“善”方面，别的人却总是在“恶”方面。反对蒋的人，如果不经过“认罪与悔悟，”蒋是决不与他和好的。张学良因为从未“认罪”，因此他仍然是一个囚徒。蒋喜欢把每一个不满他的人，看作不忠于国家的汉奸，而不把他看做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事实上，这是蒋本人最严重的弱点之一，而某一些阿谀他的人，也正竭力利用他这个弱点。
中国历代君主，除开那些伟大的历史领袖而外，差不多都因为他们一味听从周围那些“是是”的人的谗言;而终于失败。这是中外如出一辙的，如果蒋本人疏于防范，那么他也不免要步人后尘，成为那毁灭所有君王的谄媚的俘虏。在他周围的某一些“宦官”。都是些精于吹嘘奉承的专家，例如，他们之间有一个最得意的狡计，,那就是他们打听了蒋喜欢读的是那些书(大半都是古旧著作)之后，就囫囵吞枣的读完，在下次拜见蒋时，把书里面的意思和字眼说出来。
蒋本人必须经常了解他本人的真正实力，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管他的头衔如何惊人，他并不是以简单的命令行施其统治权力，而是运用着巧妙的以此制栽的权力来行施职权的。他对于政治局势，有一种可说是心灵的感觉，而就他本人的历史背景看来，他是一个虚空而不着边际的政治家。他以其精神上的确认，把各政治派别的忠诚，集中在他一己身上。中国人特别擅长的运用以此制彼，使自己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权术，蒋本人对此是异常娴熟的。
蒋介石不是一个欧洲式的独裁者。论起他的实权，他也没有被人民推选的领袖——如罗斯福总统与英国的首相——那样的大。他今日所享的伟大，仅只是各种力量的综合的象征，设若他一朝死去，这些势力还一样没有基本的改变。那些说蒋时“中国的统治者”的人，未免把非常复杂的实际情势，估计得过份简单，他们把集团的推动(指对中国的统一的推动)与一个人的人格视为一谈。
这种观察决不会减弱蒋个人影响与乎他的统治地位，只是说明了他的某种局限而已，至于蒋本人的成就以及他的坚决抗战，倒并不因这而有所变更。现在蒋是全国公认的领袖，也只有在他继续成为中国统一的民族抗战的象征时才如此。如果他有一天背叛了这种付托，他的权威马上就会失落。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历年的重大事件，已使他今日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能以不幸方法破坏中国的统一的只有他一人。同样，他对于抗战的坚定，也表示了 为独立而作的战斗的尊严。
我们还不知道，历史对我们当代的任务，将作何种品评，我们也不知道，它将怎样去调解蒋介石领导中的许多矛盾。要判断一个人，只能从他本国整个的环境入手。蒋虽然有许多缺点，仍跟不久以前的许多执政者比起来，他显然来得更有能力，更加胜任。说不定在他同时代的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此他更伟大、英雄本非天生，而是由历史最深刻最微妙的配合所造成。中国有比蒋更好的思想家、组织家与军人，但如果他们走在他生活的社会的前头，那么谁能认识他们的真正的天才呢?然而应指出的，是中国的环境乃在不断变革中。
现在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去考察蒋介石本人，也许我们可以用他作为战时中国的政治气温的温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