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的脱颖而出，所展现的大才，是偶然中趣向的必然。他是扶风(今陕西扶风)人，建安元年因为灾荒，与乡邻一同来到益州。法正来到蜀地在刘璋麾下，仅是新都(今四川新都)一县令，后来成为代理军议校尉，官职卑微才干不彰，又同乡人议论他的品行，受到诽难颇为孤立，只有别驾(州刺史的佐官)张松与他要好;刘璋的懦弱与明断不周，又使他觉察到其人难有作为，这些综合因素，感到有一种站错队的叹息!也正是这种压抑心里，滋生着重新抉择的离心倾向，这就是当初法正的困惑。
建安十三年(208年)七月，曹军征讨荆州，刘璋看到曹操势大，曾派阴溥为使，向曹操致意，曹操擢升刘璋为振威将军。九月，曹军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刘备败走当阳(今湖北当阳东)，此刻张松作为刘璋的使者，再次求见曹操，因其貌不扬，又曹操正踌躇满志，对他极为轻视。十二月，曹操赤壁战败，张松转而去见刘备，刘备极尽地主之谊，受到厚意接待，当问及益州时，张松作以详尽介绍，并画图示范。不似《三国演义》中，先画地图后献刘备。回来后，张松诋毁曹操的同时进言说，“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于交通。”刘璋信而不疑，张松再提议以法正为使，联络刘备，正是法正这次不情愿地出行，给他带来新的契机。
法正自荆州还，私下里与张松密议，刘备有雄才，意在待机拥戴。接着，曹操派钟繇觊觎汉中张鲁，刘璋担心之际，张松又向刘璋进言，请刘备讨伐张鲁，张鲁必败又何惧曹操!刘璋马上同意，第二次派法正为使，并带四千兵迎接刘备。法正第二次来到荆州，却建议刘备，“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凭的意思)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他的这番话，正好与“隆中对”暗合，刘备深以为然。随后与庞统率领大军，与法正一同向益州进发。当月，刘备、刘璋在涪县(今四川绵阳)相遇，盛况空前。自张松见到刘备，至二刘在涪县聚会，按《资治通鉴》记载，均发生在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因于张松的败露，二刘反目，刘备与张鲁对峙的霞萌关(今属四川广元)撤军,转攻涪县(今四川绵阳)，当时郑度进言刘璋,坚壁清野以拒刘备,法正预料刘璋不会采纳，事实果如所料。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大败刘璋守军张任、冷苞等，直至棉竹(今四川绵竹)。刘璋令李严、费观防守，而李严、费观却率军投降，刘备进围雒县(今四川广汉北)，庞统不幸中箭身亡，顿兵在雒县城下。刘备再调诸葛亮、张飞等，率荆州军朔江增援益州，张飞首战得胜，大军顺利攻占江州(今重庆)、江阳(今四川泸州)等地，占领益州东部。就在这个时候，法正以攻心战，致书劝降刘璋。《三国志·法正传》此书有全文刊载，大致内容可总结为五个要点，第一，雒县虽有万余兵力，但败军之将与疲惫之卒，与荆州军对比悬殊。若以固守，彼军兵精粮足，在土地日少，百姓困乏时，自己必先枯竭。第二，张飞等数万之众，已占据巴东全郡，犍为(今属四川乐山)、广汉(今四川广汉)两郡亦占其大半，三路并进，何以御敌?也许以为他们悬师远征，兵员、给养有限!事实上，现在荆州路途畅通，又有孙权弟与李异、甘宁等为后援，不容忽视。第三，以地域而论，荆州军已占有巴东、巴西全境，广汉、犍为亦有大半，益州之中，将军只有蜀郡，而蜀郡也只占三分之一，吏民疲惫，人心思乱，敌在远处，因战备百姓不堪重负;一旦临近，百姓又很快投降，广汉郡各县就是明显的例子。第四，鱼复(今重庆白帝城)、白水(今陕西白水)，这两处水陆关隘已失，坚城已破，诸军失利，而荆州军数道并进，已深入腹心，现在坐守成都、雒县，存亡明显可见。第五，将军左右的谋士，已看清形势!各怀心事在寻找出路，那能思谋于大计，形势所迫，必不为将军尽力。书中最后也指明，“左将军从本以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
建安十九年(214年)七月，相持一年之久的雒县被攻破，接着刘备兵临成都城下，诸葛亮等部也前来会合，又有马超的新加入，围城数十日，刘璋投降，益州也从此易位于刘备。
法正的这封劝降书，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它的效果,但在事实上，当时成都尚有精兵三万、财帛可支一年的条件下，刘璋不战而降，虽然有其他因素。但对待刘璋的处置，是以振威将军印信，尽还其财物，迁住公安(今湖北公安)的结果。看来，法正这封书信，也是其中作用之一，这种带有战略性的规划，是法正才能的体现。另有佐证是，刘备随后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的突兀而起，也说明了他有关键性的作用。
法正的另一建树是，建安二十年(215年)七月，曹操进军汉中，十一月，张鲁终于抵挡不住曹操的威势，率众投降。此时蜀中一日数惊，司马懿向曹操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征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刘烨也说“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但曹操一心想着称王大事，敷衍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十二月，留夏侯渊、张郃镇守汉中，匆匆自汉中撤退，这一机会正好为刘备稳定益州，创造了条件。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法正向刘备建议，曹操降张鲁，平定汉中，不因势图巴、蜀，而夏侯渊、张郃的才略，他们不适合为国家的将帅，今乘机进攻，稳操胜券，占据汉中，重农积粮以待时机，这样“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策为刘备所重视，并付之行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四月，刘备以法正为谋士，率军至汉中阳平关，以山地扎营，与夏侯渊等对峙。建安二十四年(218年)正月，按《三国志·夏侯渊》等传记载，刘备夜烧曹营鹿角，夏侯渊命张郃守东围，自己守南围，刘备先攻张郃，而夏侯渊分兵救援时，法正抓住时机进言刘备，命黄忠居高临下，一战斩杀夏侯渊，曹军大败，随后占有汉中。后来，曹操在争夺汉中时，曾分析说，“吾故知玄德不办如此，必为人所教也。”可见法正在汉中战役，所显示的重要性。不但如此，法正还甘冒危险说服刘备，一次临阵箭如雨下，法正意在撤退，刘备不许又无法劝阻，这时法正冲在前面，刘备要他避箭，可他说“明公亲挡矢石，况小人乎!”刘备只好撤退。三年后，刘备兵败猇亭，诸葛亮曾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可见，刘备对法正的信任，是有疆场制胜的谋略。
自建安十六年十二月，至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八年之中，法正先后辅佐刘备占有益州和汉中，不仅为刘备解除了在荆州两面夹击的困境，而且也为以后的蜀汉立国，奠定了基础。而刘备的势力，也由此发展到顶锋。正是这样，在建安二十五年法正病故，刘备为之流涕累日。
法正的能力自不必说，但在个人品德上有瑕疵。他从刘璋阵营中脱离出来，是密谋在先，假公在后，使刘璋蒙在鼓里，仅管如他所说，“自从始初以至于终，实不藏情有所不尽，但愚暗策薄，精诚不感，以致于此耳。”虽有苦衷，但他此时有悖于道义的叛离，是一种阴谋行为，冲淡了他的重彩形象。还有，法正掌权后，“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更是沸沸扬扬，最后，还得诸葛亮出面打圆场。法正别样仕途的选择，在三国谋臣中，独有一帜又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