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充是三国曹魏末期至西晋初期重臣，贾充原来是曹魏的大臣。司马氏掌权后，贾充便见风使舵，倾心附和司马氏。曾参与镇压淮南二叛和弑杀魏帝曹髦，因此深得司马氏信任。而后与司马氏结为姻亲，地位显赫。
如果提到魏末晋初，那么有一对父女就不得不好好的说道说道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贾充和贾南风父女。前者加速了让司马昭在禅代之路上沾满了鲜血；后者则让承平日久的西晋再一次走向了灭亡。贾南风的名声暂且先不提，而贾充在历史上的名声如此之臭，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其“弑君”的恶行：自西汉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以来，君主的威严是神圣不容侵犯的，儒家作为社会主流之思想更是明确了忠君之思想，而贾充此举无疑是让君权的神圣受到了挑战，导致众多士人对司马氏继位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尽管在此之后司马氏为重振朝纲做出了诸多努力，却始终无法凝聚人心，也造就了西晋一朝的动荡。所以自西晋至南北朝乃至后世，贾充一直是反面教材，萧道成想要效仿司马氏之时，沈攸之就有“吾宁为王凌死，不为贾充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饱受质疑的人，在魏末晋初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其掌控尚书台达十七年，掌握京师兵权也有十余年，那么其又是如何获得司马氏父子之信任的？
甘露之变，贾充的崛起之路
公元258年三月，历经七、八年的“淮南三叛”终于彻底被解决了。淮南三叛的失败意味着从此以后曹氏再无翻盘之可能，司马氏离禅代真的就差一步之遥了。不过忠于曹魏的力量的确是彻底清除了，对于司马昭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绊脚石，那就是名义上为皇帝实际则是傀儡的曹髦。当初司马氏册立他为皇帝只不过是便于他们行禅代之事，然而后面曹髦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曹髦是不甘心当一个傀儡皇帝的：
在司马师病逝，司马昭接过权力交接棒之时，曹髦为了夺回最高权力向司马氏发起了挑战，可以看作是其挑战司马氏的一次尝试。继位之后勤政好学，没有明显的过失，甚至还颇具声望，这就注定了其不能像曹芳一样轻易地废黜。曹髦的不配合导致司马氏虽然肃清了曹氏在朝野之间的力量，却始终无法行禅代之举，因而淮南三叛平定后曹魏朝堂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而帮助司马昭铲除这最大障碍的正是贾充在甘露之变中的举动，贾充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弑君在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极其恶劣，以致于陈泰提出“诛贾充以谢天下”。不过司马昭最后仅仅是让成济当这个替罪羊，而作为元凶的贾充自此以后则是高官厚禄许之。那么是什么理由让司马昭非要保下贾充之性命，仅仅杀成济敷衍了事呢？
禅代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已经被清除，虽然一时间朝野非议颇多，不过晋代魏也只是时间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贾充弑君是做了司马昭想做又不敢做的事，甚至后世有人看来杀曹髦本就是司马昭的意思，而贾充只不过是替司马昭背了这个锅，承担骂名而已。贾充冒天下之大不韪弑君之后以为朝野上下清议所不容，故而只能死心塌地效忠司马氏，绑在司马氏的战车之上，否则天下将再无贾充容身之处。贾充的付出也由此得到了司马氏的高回报，奠定了贾充在晋代魏功臣集团之中的核心地位，其权势远高于其他元勋贵戚，史称“深见宠异，禄赐常优于群官”，甚至功臣集团之中的元老级人物何曾都不得不攀附贾充。
贾充和司马炎：储君之争，贾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甘露之变后，贾充的职位没有得到升迁，一方面当时牵扯实在太广，迫于当时的舆论压力；另一方面贾充当时担任的中领军一职极其重要，而司马昭则需要亲信来把持这一重要职位。对此两人都是心照不宣的，而经过甘露之变后，贾充一跃成为司马昭核心集团之中的第一人，对贾充加倍信任。
然而就在咸熙二年，司马昭突然身患重病，司马昭已经为嬗代铺好了路，不过此时的他是无命享受这个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所考虑的只有一件事，即这权力的指挥棒该有谁继续接任下去。司马昭的位置本身是从他哥哥司马师这接过来的，由于司马师无子，故过继了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为肆，就是后来的齐献王。
从情理上司马昭此时应该将储君之位传给名义上是自己儿子，其实是自己儿子的司马攸，让司马攸可以延续哥哥的香火；可从法理上来说，按照当时立嫡立长的宗法制度，司马炎是长子，司马攸是次子，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他。当然在这些问题上当时许许多多的大臣还得属意司马炎即后来的晋武帝，因为这牵扯到一个废长立幼之问题。无论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名士山涛还是何曾等人虽然此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可两方势力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了高度一致。
不过真正让司马昭下定决心立司马炎为储君的还是贾充，可见贾充在司马昭这边的特殊地位，而贾充给出的理由则是两点：司马炎是长子，在宗法制度下的古代这是其无可比拟之优势，立其为长子不会扰乱社会秩序。司马炎本身较为宽仁，司马家在嬗代之路上已经流了太多的血，需要一个较为宽仁的储君。《晋书.贾充传》：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
正是贾充的话语权让司马昭下定了决心为司马炎继位起了关键作用再加上他此前在甘露之变之中的特殊功劳，也由此奠定了贾充在魏晋变革之际的特殊的政治地位。
贾充和晋初党争
世入西晋，佐命功臣的贾充在其政治路途之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此前所作所为颇受人非议，因而这一时期的他与朝臣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归类为晋初党争：基于利益之争而产生的冲突这一类政敌包括羊祜、裴秀、杜预等人，他们同贾充一样，与司马氏有较深的渊源，同为晋武帝的佐命之臣，贾充与他们的矛盾更多的则是利益上的冲突。
就拿伐吴之战来说吧，是其矛盾爆发的一次典型的体现，当羊祜上疏伐吴之时，当时的朝野舆论几乎一面倒的反对伐吴，而支持者仅仅只有杜预、张华等少数人群，就如同当年司马昭伐蜀之战一般。而贾充等人的反对伐吴主要是基于其对既得政治利益的维护，伐吴一旦成功意味着全国将重新归于一统，政治意义极其巨大，而这无疑会对贾充所拥有的权势造成潜在威胁。
故对于主张伐吴的羊祜、杜预、张华等人，贾充竭力反对。故与其说贾充生反对伐吴，倒不如反对的是羊祜等人在伐吴成功之后执掌中枢对其现有的地位乃至后人的利益造成极其大的损害。然而因为这一波人物都处于权力的最高层，他们之间的斗争并不会在表面上表现出来，双方都是身居要职的掌权者，一旦冲突表面化，将会产生难以预计的影响，甚至可能打破各方的政治平衡。
基于道德立场而产生的冲突这一类代表主要为庾纯、任恺等人，这些人具有很鲜明的特点，他们大多具有较为浓厚的儒学色彩，而其中庾春就出身于儒学世家，此外与司马氏的渊源也不甚深，且没有实际参与魏晋禅代。故对贾充一系列的行径极为不齿，他们与贾充的冲突更多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之上的冲突。
就比如庾纯在酒席上的那句“高贵乡公何在？”，从当时的职务时来看，庾纯当时只不过为河南尹，而贾充则任司空、侍中、尚书令等值，两人的职位相比较来看就不是一个等级的，故说两人在政治上有冲突明显不对称的。庾纯当时的地位远远不能威胁贾充，而贾充也不会把一个河南尹给放在眼里，所以两人之间不会有现实的利害冲突。庾纯的“高贵乡公何在？”更多是基于道德制高点来谴责贾充的弑君恶行。
从上述事例不难看出, 这种类型的冲突主要源于清流士大夫对贾充个人品质的厌恶。然而这一波清流大夫没有处于权力高层，并不知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因而容易将冲突表面化，庾纯酒间的那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主要原因就是已经否认了司马氏继承曹魏政权的合法性，故司马炎后来为了肃清影响，将任恺、庾纯等人予以贬斥来肃清影响。
贾充的一切是司马家赋予的，因为其总能在大事上与司马家保持一致，然而相对的一旦贾充不能和司马家保持一致，那么帝王就会毫不留情的将其打压，这咸宁之间晋武帝对其打压就可以看出；贾充在立储之事上不能站在晋武帝这边即毫不犹豫的支持太子，晋武帝一点情面都不讲立马剥夺了贾充的统兵之权。
在伐吴一事上，贾充屡次三番的阻挠伐吴，虽然担任名义上的统帅，但他一贯反对伐吴, 甚至灭吴在即还上表请求退师, 伐吴成功实际是对贾充政治主张的否定。太康三年，贾充病重去世，然而他长期身处朝廷中央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在贾充死后和杨骏相勾结构陷了齐献王司马攸使其忧愤而死反而在此之后引起了渲染大波。
当然写到这，笔者其实感觉贾充这个人真的是很令人矛盾的；一方面他弑君之恶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而朝野非议；然而另一方面其实晋代魏已经成趋势，他的恶行天理难容却也促使了统一。他广结党羽打压异己在当时形成了不好的影响，不过另一方面他却也为国家推荐了不少人才，如邓攸、和峤、乐广，他们其中有的人出身寒门，有的人精通儒学，其中和峤更是与其政见不合，但是他却尽心为国家推荐了这些人才，请恕笔者不能理解其究竟是为招揽人心还是真的为国家长远打算。
他加剧了曹魏的灭亡，不过其修订的《泰始律》则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晋律虽然近承魏律, 远宗汉律, 但与汉魏律相比, 其形式、内容上都有重大发展, 史称晋律“蠲其苛秽, 存其请约,事从中典, 归于益时”，而这部律法如同九品中正制一样在魏晋南北朝影响四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