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史上有许多位开国上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其中一位开国上将阎红彦,传奇功绩的一生，为何最终却早逝？原因竟是如此。
阎红彦，又名侯雁，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人。幼年家贫，因生活所迫，烧过砖，放过羊，打过短工，流浪乞讨，13岁便到石谦部李象九连当兵。1925年4月，经李象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清涧起义爆发后，阎红彦奉命带领一队人马捉拿了清涧县县长张友之。起义失败后，奔赴山西绛州。1929年春，阎红彦返回陕北后，被派到宜川、延长交界的九殿山开展兵运工作，失败后秘密潜回瓦窖堡。
1931年初，中共北方局从陕北抽调一批干部，在山西省委领导下组建红军游击队。中共陕北特委派阎红彦与白锡林东渡黄河，于2月到达太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决定从驻军和工厂抽调一批共产党员组建游击队，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并成立游击队临时支部，阎红彦负责联络工作。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正式成立，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带领游击队活动在孝义、中阳、汾阳等县，在晋西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
1931年夏，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调集百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开赴晋西“围剿”。游击队奋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游击队被困在老鸦掌一带狭小的山林中，危急时刻，游击队突出重围，西渡黄河。
9月2日，游击队渡过黄河，在绥德西南的南沟岔(安定县今子长县)进行整顿，经民主推选，公推阎红彦任大队长。9月8日，游击队在安定与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关系，根据特委指示，晋西游击队改名为陕北游击支队，阎红彦任支队长，活动于安定、安塞、保安和靖边一带。游击队打败了保安县民团300余人的进攻后，先后取得了寨儿山、营盘山战斗的胜利。遵照中共陕北特委指示，10月上旬，游击队与杨琪、师储杰等领导的“保运”武装联合行动，向陕甘边转移。这支300多人的武装首战安定玉家湾，又乘胜进攻瓦窑堡，一举攻入城内，迫使守敌退守米粮山，游击支队威震陕北。10月下旬，部队到达陕甘边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到南梁，成立了新的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任委员，以南梁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阎红彦任第一支队支队长。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奉省委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3、4月间，陕甘游击队接连取得旬邑职田、阳坡头战斗胜利后攻克旬邑县城。此时，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撤销了谢子长总指挥职务，将游击队改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阎红彦任第五支队支队长，率部开赴三原心字区、武字区活动。5月，奉中共陕西省委命令，五支队进军陕北。首战马栏镇，攻克凤凰山，乘胜进入焦家坪、五里镇等地。6月上旬，阎红彦奉命率队深入黄龙山区筹款扩红，游击队主力开赴韩城、宜川。
8月30日，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回到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谢子长回到陕甘游击队后，同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率队南下，9月12日攻破照金，全歼富、同、耀三县民团。26日，陕甘游击队攻打保安失利后，转入南梁附近的平正川、瓦子川一带稍林地带。为了改变游击队缺衣少吃的被动局面，阎红彦和杨重远率领游击队骑兵奔袭耀县一带，打土豪，筹军需，解决了游击队过冬的困难。
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成立。在杜衡“左”的错误路线指挥下，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1933年初，阎红彦被派往张家口，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委员，在孙殿英部搞兵运工作。经过努力，阎红彦成功地发动了“包头兵变”，拉出一个团开赴武川。不久，在前委会议上讨论部队去向时，因与陈伯达意见分歧而被撤销职务。
1934年7月，受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遗，阎红彦赴苏联学习并参加共产国际“七大”，阎红彦从上海出发，渡过渤海湾，越辽宁、吉林、黑龙江，历经千辛万苦，10月抵莫斯科，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
1935年4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为了恢复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指导中国革命，特派阎红彦和刘长胜带密电码回国。因密电码由英文字母编排，阎红彦用极大的气力，背熟组编的电码，由新疆经伊犁、迪化、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阎红彦立即前往陕北找党中央。1935年12月，阎红彦在瓦窑堡见到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带回的密电码。从此，党中央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
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前，阎红彦受命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师长，协助周恩来解决红军渡河的船只问题。毛泽东在回忆东征时曾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使红军“顺利地完成东渡抗日救国的任务”。不久，黄河游击师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五.五”通电后，阎红彦率军回师陕北，在宋家川阻击欲进犯陕甘的国民党中央军，又指挥部队回师瓦窑堡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西安事变时，阎红彦奉命在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事变和平解决后，回陕北任三十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红彦任由红三十军改编的警备第三团团长。1939年，警备第三、第四团和炮兵团合编为警备第一旅，阎红彦任旅政委，率部驻甘泉、富县，守卫着边区的南大门。1940年后，阎红彦到马列学院和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整风运动中，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阎红彦参加了中共“七大”。会后因向组织反映关于高岗的有关问题而长期被误解。
1945年9月，阎红彦被派往晋冀鲁豫野战军，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定陶、鲁西南和千里挺进大别山等战役。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为中原野战军后，阎红彦任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协助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指挥战斗，活捉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
1949年2月，阎红彦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11月进军川黔。
解放后，阎红彦任重庆市军管会副主任。1949年12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区委副书记、行署主任。之后，阎红彦历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秋，阎红彦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1967年1月8日，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开国上将、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在昆明军区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突然去世。阎红彦的死，在云南，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陆军上将，没有在枪林弹雨中被敌人击倒，却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而且死的有点“不明不白”。有关传记中只一句“阎红彦已经停止了呼吸”简单了事，让人一头雾水。
著书的说“事后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但没有文字记载现场有物证，似乎证据不足。
写诗的云：“‘莫须有’罪遭戕杀，反诬自缢乱伪真!”但其中掺杂个人的情绪化成分多点。
有的说阎红彦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逼迫而自杀，理由是阎红彦跟陈伯达结怨颇深。理由似乎比较充分，但不免使人产生了他为什么要自杀的疑问。“文革”中，受迫害的并非阎红彦一人，有许多人都是战斗到最后一息，阎红彦是不是有点经不起“风浪考验”，“胆怯”陈伯达?
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一方面，阎红彦是被逼心脏病突发而亡的，这与陈伯达不无关系;另一方面，阎红彦的死与他本人耿直刚烈的性格有关。
因不同意见，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了争吵。陈伯达指责阎红彦是“大西北主义”。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规模进犯华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5月26日，以冯玉祥为首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这时，蒋介石一面配合日军“围剿”抗日同盟军，切断交通，断绝粮秣;一面施展各种阴谋，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8月5日，冯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同盟军中党的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在党影响下的部队约一万余人，于8月9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张北县。
阎红彦和刘振远奉调率部至张北，编入许权中(共产党员)的第十八师。不久，阎红彦的骑兵连又调归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改编为特务连，仍由阎红彦任连长。8月27日，前委在张北县北部的二泉井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阎红彦提出“将部队拉过平绥线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陈伯达当场指责阎红彦“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
陈伯达主张我党应当退出同盟军。为此，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气之下，阎红彦退出会场。第二天，前委常委邹春生(后叛变)批评阎红彦，并要他检讨，遭阎红彦拒绝。不久，阎被撤销职务，调司令部“休息”。1934年7月，阎红彦被上海中央局派往苏联，次年底返回陕北。
阎红彦如实向毛泽东反映公共食堂中存在的问题，并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1961年5月10日，阎红彦在弥渡县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内容如下：
从4月16日起，我在思茅地区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并找了若干社员听取意见。现将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社队规模问题。我省的社队规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山区应基本上以村寨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一个公社内，可以有的核算单位是大队，有的是生产队。以调查和试点推算预计全省调整后，社队都将增加两倍以上。
二、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很强烈。我重点调查了三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几十个食堂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办的就不办。当然，即使要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
三、关于分配“三七开”问题。根据我的调查，多数地区群众都不主张实行部分供给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开支大体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五。这实际上是扩大公益金的办法。一部分地区群众仍愿意除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外，对全体社员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供给部分大体上也只占到分配给社员部分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我觉得上面两种办法都可以实行，全省不必强求一律。
四、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多数意见是归生产队所有，我认为这样做对大队并无损害，还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五、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现在的问题一是所有权不清、责任不明，二是管理制度废弛。调查中，大家认为：只要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加强管理，山林恢复起来就很快。
六、实物分配问题。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这封信朴实无华、实事求是。阎红彦既没有昧着良心随波逐流说假话，也没有闭着眼睛人云亦云吹大话。信写好后，不少同志都为阎红彦捏一把汗，劝他不要操之过急，想好了再作决定。
公共食堂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心脏”，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谁反对谁就是“攻击三面红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阎红彦的主张，虽然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符合大家的心愿，但没人敢于公开支持。
对此，阎红彦的态度是：“不了解情况办错事是可以原谅的;明知不对，考虑个人得失，投机取巧，就是品质问题。”
这封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亲笔批示，转发。
2002年12月23日，《合肥晚报》曾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为题作过报道，内容如下：
1962年8月至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分析，会议决定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全面整顿群众运动。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认为，云南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刮起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的问题，因此不需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阎红彦把这个意见报告给邓小平，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的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
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如今，这一文件被认为“是云南历史中一个值得称颂的亮点”。
文件发出后，很快就受到西南局和中央的追查。阎红彦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云南急于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温饱和稳定，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这个文件点名批评阎红彦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主观主义的求证。不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告诉阎红彦，要他就此事在西南局会议上作个检查，并由省委写出检查报告。阎红彦为检查定的口径是：省委的做法是符合云南实际的，但文件在文字上有“不妥”之处，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应该记取教训。
彭真受中央委托到云南检查处理此事。经过调查，他认为云南是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那个文件只是文字表述上“欠妥”，检讨了就行了。彭真回京后，云南省委向各地委打了招呼：工作要按省委的安排抓紧抓好，公开讲话和在文字上不要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矛盾。
为避开“造反派”，秦基伟将阎红彦送到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
阎红彦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份“受查”的省委文件，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找了出来，成了“造反派”首要“炮打”目标，他们攻击阎红彦是“反革命分子”。1966年10月，陈伯达、林彪、江青等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有人说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动摇，想要撤退。阎红彦当即揭穿说：“淮海战役中，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江青、陈伯达狼狈不堪。于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阎红彦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在北京开会期间，阎红彦的儿子阎泽群还告诉了一个令他十分吃惊的消息：江青在北航对红卫兵说，中央正在开会，她和主席占少数，很多人都反对毛主席。主席准备上山打游击。阎红彦当时怔了一下，慎重地问儿子：“她真这样说?”阎泽群说：“不会错，八大学院像开了锅，这些话很快会传到外地去，你们在这里开会研究了半天，恐怕还抵不上这几句话的作用。”
阎红彦听完儿子的话后，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色赤红，捂着胸口，半晌没有说话。忽然，他紧锁双眉，对儿子大声说：“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我们跟着主席几十年，会反对毛主席?我们会反对毛主席?”
从北京开会回来后，昆明已是一片混乱。阎红彦也处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轰”之中。“造反派”要他表态赞成谁打倒谁，但他始终坚持原则。“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辱骂阎红彦是“老奸巨滑，为老干部树黑样板”。他们把阎红彦拉出去批斗，整天不让他休息，不让他喝一滴水，吃一粒米。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头子要求阎红彦出席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的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判。阎红彦没有去，“造反派”就煽风点火造谣说，秦基伟把阎红彦藏到军区去了，并高呼：“秦基伟!把阎红彦交出来!”
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窝蜂似地冲进军区大院，冲击军区机要大楼，图谋抢夺机密档案。解放军战士手挽手，用血肉之躯组成一道人墙奋力抵制，军区大院一片混乱。
阎红彦得知消息后，血压急剧升高，心跳加快，面色通红，他决心亲临现场，给不明真相的群众讲明道理，让他们撤出去。省委其他负责同志把阎红彦劝住了，说现在是有理讲不清。秦基伟、李成芳也打来电话，劝他千万不要出去，说由军区出面，设法解决问题。
为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到昆明市一个军事基地——小麦峪。
小麦峪距昆明市约10公里，是省军区的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周围设有警戒线，一个警卫团在这里驻扎。这里山崖陡峭，野花丛生，空气清新，景物宜人。在这样一个平静的环境里，阎红彦的思绪却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汹涌澎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1月5日清晨，他决意下山说服群众退出军区。洗漱完毕后，他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就催促秘书和司机进城。
秘书曹贤桢对阎红彦说：“周兴省长昨天半夜从城里来，跟他商量商量再定吧!”
周兴对阎红彦说：“你目前身体情况那么差，绝对不能去。那里根本没有组织，既找不到‘造反派’，更找不到他们的头头，乱糟糟的像个自由市场。你去了也无法做工作，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正好，军区领导同志也来了电话，告诉他军区已组织了代表团与“造反派”联系，但“造反派”根本不理。秦基伟特别强调：“现在情况极其复杂，工作还是由军区想办法来做，你千方不要来。”
这一天，阎红彦度日如年，在煎熬中挨到了天黑。他决定让夫人王腾波回省委，他和周兴去军区大院，力图通过工作，扭转混乱的局面。
阎红彦的车子在茫茫的夜色中开进了城。“造反派”的旗帜插在省委办公大楼上，“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等大字标语到处都是。“造反派”的宣传车在军区大院内跑来跑去，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尖叫，各派组织的旗帜，横七竖八，摆满一地。
阎红彦的家已被抄。门上、窗上都贴了封条。诽谤性的大字报，贴满了墙壁。他想进自己的家去看一眼已是不可能了。
1月6日，阎红彦得知省委书记赵健民被“造反派”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跪在一辆公共汽车顶篷的行李架上游行示众时，悲愤难耐，眼泪夺眶而出。
“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叫嚷着：“在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在哪里处决!”
阎红彦听了哈哈大笑道：“国民党曾经重金悬赏要我的脑袋，我都不怕，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
1月7日下午3时左右，阎红彦亲自接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电话，然后高兴地告诉夫人王腾波：“等一会儿秦司令员要来，你赶快告诉炊事员，准备点儿菜。秦司令员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
晚8时左右，阎红彦的另一秘书王银山和秦基伟的秘书同车来到小麦峪。秦基伟托秘书带给阎红彦一个条子，大意是：“情况有变化，我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
就在阎红彦还没有转过神的时候，王银山接着又向阎红彦报告说：叶帅从北京挂来了电话，问阎红彦现在在什么地方?住的地方安全不安全?身边现在都有些什么人?我说：电话不保密，不好告诉你。目前基本安全。秘书、夫人、司机、警卫员都在。叶帅又说：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同志的家。我说：家已被抄了!叶帅难过地叹了一口气，放下了话筒。
阎红彦默默地在屋子里踱了几步，然后说：“叶帅也管不住了!”
1月8日，是阎红彦来到小麦峪的第四天。
凌晨1时，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的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要找阎红彦!
王甸当然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便给小麦峪挂了电话。
秘书曹贤桢哪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说：“省委办公厅王甸副秘书长转来了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
“哦?陈伯达……”
陈伯达是个气度狭小的人。自从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争吵后，一直对他没有好印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陈伯达攀上了江青，颐指气使，发号施令。
“首长……”曹贤桢站在阎红彦面前等待指示。
“把电话接过来!”
不一会儿，电话里响起了难懂的福建话。阎红彦实在是听不懂，恰巧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里，临时由汪东兴充当“翻译”。
陈伯达的话非常刻薄：“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大声吼道：“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说罢，陈伯达挂断了电话。
阎红彦的心情实在难以平静下来，他推开周兴的门，激动地谈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并要马上进城到军区大院去接见“造反派”。
周兴劝他说：“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于是，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子上放的水一饮而尽，合衣熄灯上床。
凌晨四五点钟左右，一队汽车朝小麦峪冲来，隆隆的马达声，嘈杂的人叫声，乱成一片。
门卫紧急报告说：“‘造反派’冲进来了!”
曹贤桢急忙跑进阎红彦的房间，催首长赶快起床，连喊几声却不见动静——阎红彦已经去世了。死前，阎红彦紧握着双手，显得极其痛苦。
阎红彦死后，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这一消息删去了，说不用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逝世的噩耗，很快传遍云南各地。林彪等人诬蔑阎红彦为“三反分子”，下令不准为其开追悼会。可是，云南的党、政、军机关的许多干部和群众，都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追悼会。
后人现状
阎红彦上将夫人王腾波，原名罗学儒，1920年出生于四川合江县一个名门望族，中学毕业后，她瞒着家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发誓要在抗日洪流中做一名逐浪腾波的勇士，于是改名为王腾波。
一身戎装飒爽英姿的王腾波在延安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与阎红彦认识以后，在他的追求下，1942年与大她12岁，已经有两段婚史带着一个儿子生活的阎红彦(担任过红三十军军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警备一旅政委)结婚，生了一个女儿阎小青。后来王腾波任第四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8年10月病逝。
一、 儿子阎泽群
阎泽群，原名阎小毛，1935年3月19日出生于天津，母亲是早期革命者尤祥斋。1942年入延安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1946年2月离开延安，1947年春在河北省武安县阳邑镇入晋冀鲁豫边区邯郸行知学校学习。1948年6月随校转移到河北省井陉县孙庄，参加了三校合并，成为华北育才小学的学生。1948年9月考入在石家庄柏林庄的华北育才中学。1949年春随校进入北京，后因病休学三年。1952年9月在北京师大二附中(现北京101中学)复学。
1955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因体检复查不合格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60年9月毕业，在北大工作三年，1963年3月因对领导不满，要求调到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大学)无机系任教，以后一直在化学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任教，直到1995年9月退休。
二、 女儿阎小青
阎小青，1943年在陕西米脂县出生，出生之后到延安，3岁随父母到北京，在北京上学。写有《闫红彦和老百姓——对父亲的点滴回忆》，居住在北京，近年有她参加一些纪念活动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