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第一批为推翻满清政权和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先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秋瑾提倡女权女学，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改良家、革命者和外国传教士将女性缺乏教育和裹脚作为传统中国落后的象征。1890年代，这些批评家更认为开展女子教育、反对女子缠足，是作为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第一步。虽然这种论调不过是“红颜祸水”论的另一种变体，但女性问题确实是晚清开始重塑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以秋瑾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性开启了女子探索社会、寻求独立的大门。从这扇大门走出，民国女子们得以进入前所未有的精彩世界。
1907年7月15日破晓，绍兴城翳云蔽天，阴风刺骨，就在通衢大道上的古轩亭口，秋瑾以谋反罪被斩首。红颜喋血，以身殉国，在晚清女性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犹如疾风中的白露，在社会上卷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说到底，一个女子被斩首这个事实，才真正激发了人们的义愤。而秋瑾的慷慨赴死，又更添悲壮。她的死，成为革命正当性的思想来源和激进女性们参与革命绵延不断的动力源泉。
秋瑾20岁奉父命嫁到湖南富豪之家，丈夫王廷钧虽为翩翩佳公子，却是地道的纨绔子弟，到1903年，两人已是北辙南辕。1903年10月5日，正是传统的中秋佳节，秋瑾从北京的家出走。这可视作她在个人层面上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抛弃。此时，她已是两个子女的母亲。1905年一次浙江同学会集会讨论，轮到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她随手从靴筒里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一时震动会场。在北京生活时期，秋瑾结识了书法家吴芝瑛。吴发起了“上层妇女谈话会”和“妇人不缠足会”，两位才女成为金兰之契。秋瑾离家出走后，便住在吴家，阅读了大量新书报，后赴日留学也得她接济。她对吴剖白自己的想法：“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事也。”吴芝瑛是桐城派后人，谦恭贞淑，很有学问。而秋瑾却秉性质直，胸无宿物。所以吴芝瑛总觉得秋瑾锋芒太露，经常劝诫她慎言。时代风雷激荡，个人性格往往成就命运河流的推桨。
秋瑾离家、求学、寻求暴力革命，最终革命失败被杀的命运，就正是她个人性格的推桨在时代风雷中激荡的结果。她心怀壮志，胆气过人，写下“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豪言壮语;亦有肃杀的悲剧情怀，所以有“昨夜风风雨雨秋，秋霜秋露尽含愁”这样悲凉的诗句。
秋瑾所生长的江南，一直拥有优秀的闺秀群体，而秋瑾正是她们中的一员，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和传统教育。然而在女性没有法律人格和独立的社会身份的时代，教育反促她觉醒，最终发展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人生在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日渐扩散的暴力氛围，个人建功立业的野心，让秋瑾选择了暴力革命。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身亡，一周后，官府包围了大通学堂。严刑拷问，毫无结果，秋瑾两日后被处决。女性，鲜血，这些在任何时代均是传奇的基因，秋瑾的死激起极大民愤，舆论认为清廷刚刚宣布预备立宪，即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杀死学界女性，没有依法办案。而处决的浙江巡抚和绍兴知府所到之处皆受到民众抵制。而执行判决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曾多方维护不得，听命行刑后备受良心的拷问。三个月后，饱受内心折磨的李钟岳第三次自杀成功，自缢身亡。秋瑾死时年仅31岁。她的生前好友吴芝瑛和徐自华，不顾自身安危，费劲周折，将秋瑾葬于西湖，旁有苏小小墓、郑节妇墓。“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
1907年1月，就在秋瑾死难前半年，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秋瑾集总务、印刷、发行、编辑、撰稿于一身。这份只出了两期的报纸志向非凡，在发刊词里，秋瑾比喻《中国女报》为“脱身黑暗世界，放大光明”的“一盏神灯”。秋瑾最后的几天，是在伤感中挣扎过去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也许是她壮志未酬一生的缩影，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被革命话语过滤后的丰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