灸法，作为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具有相对安全、简便的特点，故而针灸界素有“针捷灸稳”之说。
更有医家认为灸法无有禁忌，所谓“针者需师方行，艾灸凡人可施”，甚至于“不问寒热虚实悉令灸之”（《针灸问对》），导致灸法应用靡滥。
然而，临床灸法使用不当，不但可出现意外情况，甚者可以致残或危及生命，由于当代文献对此论述不多，笔者爰就灸误的几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以期引起临床针灸家的重视。
一、艾灸导致变证
艾灸作为一种治病刺激方法，应和其他各种疗法一样，有其一定的使用范围和局限性，不经辨证，盲目使用，就有可能因误用灸法而致变证，古今医家对此多有论述。
外感热病
如医圣张仲景认为灸法以热治病，外感热病以火灸之则犯实实之忌，可致诸多变证。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就有7项条文涉及到太阳病灸误导致火逆等变证。诸多记载明示后人伤寒太阳证不宜灸法。
“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而痹，名火逆也。”
特殊的痈疽疖肿
再如，外科痈疽疖肿，古人多用灸法，然而并非所有痈肿皆宜灸治，如《神灸经纶》云：
“痈疖自外而入者不宜灸……若少阳分野尤不可灸，灸之多致不救，亦有因灸而死者，盖虚甚，孤阳将绝，其脉必浮数而大且鼓，精神必短而昏，无以抵挡火气，宜其危也。”
《外科精要》亦云：“脑疽及颈项有疽，不可用隔蒜灸，恐引毒上行。”
特殊的禁灸穴
古代医家还认为某些部位或腧穴是不可妄用灸法，否则也会出现变证。除了在历代针灸医籍中均列有禁灸穴外，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专写：“头不多灸策”。
所谓“若不察其机而多灸之，其能免夫头目旋眩、还视不明之咎乎？不审其他而并灸之，其能免夫气血滞绝、肌肉单薄之忌乎？”
更有《神灸经纶》：“脑为诸阳之会，颈项近咽喉，肾俞为致命之所，俱不可灼艾也”，“臂脚穴，多灸脱人真气，令人血脉枯竭，四肢削瘦无力。”等等。
肺痨误灸咯血
另外，金元四大家朱丹溪曾指出：“因火（灸）而生热胀、发黄、腰痹、咽燥唾血者往往有之，当不知为火逆所致”。
今亦有因肺痨误灸致咯血的病例报道，与之情况吻合。
例1：女，31岁，因患两肺上部浸润型结核，10天前经艾灸肺俞（双）、膏肓（双）等穴四次，突然咯血约1000ml，服黄连阿胶汤加味4剂，咯血方止。
例2：男，45岁，患两肺结核12年余，1月前以艾灸大椎、肺俞、膏肓、足三里等穴9次，突然大咯血，量多色鲜，急投大黄黄连泻心汤合黄连阿胶汤加减4剂，血止。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针灸文献中关于艾灸导致变证的记载较之于古代要少得多，这可能与现代艾灸临床使用与范围较窄、灸量较小、艾灸效果观察方法不一等多种因素有关。
二、艾灸导致晕厥
针灸临床，以针刺导致晕厥为多，其实晕灸在临床亦有所见。
清朝吴亦鼎所著《神灸经纶》一书中载：“（病人）或着火眩晕者，神气虚也，仍以冷物压灸处，其晕自苏，再停良久，以稀粥或姜汤与饮之，以壮其神。”
详细记载了晕灸产生的原因及其处理方法。今人也有晕灸的报道。
例3：董某，女，46岁，患功能性子宫出血，腰阳关压痛（++），采用直接灸，当灸至5壮时，自诉心慌，眼发黑，四肢轻微颤抖，面色苍白，脉细弱不止。
当即停灸，约半小时复原。第2日仍在原穴先注入2%普鲁卡因2ml，再采用直接灸，无不良反应。……40余日后，灸疮愈合，血未再出。
由上可见，医生在施灸时也应密切观察患者反应，以便预防晕灸的发生或对晕灸患者予以及时处理。
三、艾灸引起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由于古代对过敏反应认识不清，历代文献中未查见艾灸导致过敏的记载，本世纪首例报道见于七十年代。
例4：一30岁女性患者，妊娠8个月，两下肢轻度浮肿，胎心音正常，臀位。每日晨晚做膝胸卧位20分钟。
翌日晚，患者自用艾卷灸至阴穴20分钟，约1小时后，自觉胸、背、四肢搔痒，至翌晨眼睑、口唇、面部皆浮肿且痒，胸背腰及四肢发生风团样丘疹，搔痒。
拟诊为急性荨麻疹。予中药三剂并停止艾灸后症状消失。
至夜间患者又自灸至阴穴，上述症状再次发作，且较前更重，并有胸闷，呼吸困难、外阴部肿，排尿困难等症。予中药六剂后症状消失。
此种症状两次发生都为艾灸所引起，且无其他可疑过敏。
此例患者艾灸以后出现呼吸困难，小便不利，显示艾灸导致过敏反应症状严重，临床应予注意。
四、艾灸致残致死
众所周知，艾灸，尤其使用直接灸，导致皮肤灼伤、感染，形成灸疮灸疤，在古今针灸临床均十分常见，为此不少医籍对灸后护摄设专节论述，以防意外情况发生，即使如此，艾灸致残致死的情况仍有发生。
例5：钱若水因疾灸两足，创溃出血数升，自是体貌羸瘵，手诏慰劳之。（《宋史?钱若水传第25》）
例6：足有灸疮痈，其医谓火毒未去，故痈不止，遇即解衣取刀割疮至骨……时旬余乃差。（《宋史?刘遇传第19》）
例7：宋治熙癸丑年四月，于氏患背痈暴起，当中肿起如胡桃，急呼疡医，犹话谈自若，医至，己如扇，大惊曰“疾势之来，不啻风雨，此非砭石所及，唯着艾乃可耳”。
即命捣蒜艾，铺四傍，几于满背，迨火尽，肿定。而医者军中武士，习技粗猛，所灸处太阔，火疮遂大作，不可收敛，不三日竟亡。（《夷志坚?卷三十七》）
还有，汪机《医学原理》卷十一指出：“若极虚之人，孤阴将绝，脉浮数而大，精神昏短不能抵敌火气者，不可灸之，灸之即死。”
考虑到古代能载入史书、医书的病案毕竟是少数，可以认为灸后导致上述致残致死情况实际要高得多。
诚然，当今对灸法的应用研究较之古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如当代不少学者提出灸法可施用于热证，外科痈疽等。
鉴于灸法导致变证及意外情况绝非少见，笔者认为灸法作为中医治疗方法的一部分，应该说其应用也离不开辨证施治这一根本大法，对灸法适应证也需更进一步地研究与观察，否则就如汪机所言“若将有病者，一概而灸之，岂不误哉！”
另外，在具体使用艾灸时，亦当如针刺时“手如握虎，如临深渊”，务必专心致志，观察病人，谨慎从事，以防其他意外情况的发生。
总之，艾灸应用绝非百无禁忌，“不知宜忌，一概混施，非徒无益而反害之”，医者当有所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