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离不开饮食，虽然很多食物的偏性比药物小很多，但饮食的量要比药物的量大很多，在生活物质水平较高的今天，药食两用的药物（如生姜、葱白、大枣、枸杞、党参、玉竹、黑豆、薏米、芡实等）已经步入寻常百姓的餐桌，如果搭配不当，饮食的偏性将与中药方剂的偏性相差无几，所以长期饮食不当就会引起明显不适甚至引起疾病，如果是病人或亚健康人群一次饮食不当就可能使症状加重。
因此，对有些人来说一顿佳肴也是一剂中药，如果食物选用不当，这剂“中药”的偏性就会很大，势必影响中药方剂的功效。
由于“药食同源”，所以用以指明药物性质的性味归经、升降浮沉、有毒无毒等理论就同样适用于食物，指导我们有选择地饮食。而且在中药典籍中，也对大部分的食物性质作出了研究和阐述。但是，饮食具有的一个根本性质就是长期服用性，甚至是终生可用，皆因大部分食物性质比较平和，可以久用，比如米、面、蔬菜、水果等，而除了一些特殊饮食（大多数调味品、某些肉类果蔬等），性味归经等中药理论在指导食物应用时并不是十分严格，如苹果味甘性平偏凉，久食一般不会发生像凉性药物那样的副反应，但也不乏例外者，如水果中的梨，其性寒凉，虽然远远不及大黄作用强，但是平素胃寒或胃纳不佳的人，食之胃部也会略有不适甚至引起泄泻。
再如性质寒凉的白萝卜，有理气化痰，消食和胃之功，但长期大量食用或食用不当也可引起明显气虚症状；再如性质寒凉的冬瓜，有清热利尿，降脂减肥之功，但长期大量食用或食用不当可引起气阴两虚。
再如莲藕，生用甘凉，熟食甘温，有益气补阴之力，但长期大量食用或食用不当却可助生痰湿；再如性寒凉的芹菜，有清热平肝之力，但长期大量食用或食用不当，却可引发疾患。
例如在明朝洪武年间，朱棣尚为燕王时，因患症瘕之疾，燕王府良医正（后升院判）韩彝久治不愈，太祖朱元璋就派自己最器重的御医戴思恭前往燕京（北京）诊治。戴思恭先询问了韩彝所用的药方，又问燕王有什么饮食嗜好，朱棣答：“生芹”。戴思恭说：明白了。他一剂药下，即排出诸多寄生虫，燕王的病就好了。
药食的偏性大小是相对的，相对于中药大黄和附子，所有食物的偏性都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但相对大米和苹果来说，还有很多食物的偏性是很大的。这些偏性相对较大的食物用量过大也会影响中药方剂的功效，例如众所周知的白萝卜，素有人参忌萝卜之说，吃了人参再吃白萝卜，人参补气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补气作用，究其原因是白萝卜理气也泄气，白萝卜食用过多，补的没有泄的多。由此可见，饮食对中药方剂功效的影响之大。
俗语说:“是药三分毒。”《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古代常常把毒药看作一切药物的总称，而把药物的毒性看作是药物的偏性。在寒、热、温、凉和酸、甘、辛、苦、咸等方面药物又有自己突出的特性，治疗疾病也正是应用了药物的这种“特性”，也就是偏性来调整有病机体的偏失状态。比如，人体寒用温热的药物为主；人体热则用寒凉的药物为主；人体寒热掺杂则寒热之药同用；人比较虚弱，则用补益的药物为主；人体水湿比较多则用逐水利尿的药物为主；人既虚弱又有很多水湿，就要同时以补益药和逐水利尿的药物为主；体寒的人既虚弱又有很多水湿，就要同时以温热的补益药和逐水利尿的药物为主。这些只是用药的一般法则，具体的病情选方用药时还要考虑的更全面。
饮食经过了几千年的筛选，其筛选的首要标准，就是能够长期服用而不至于产生副作用或副作用极小，而一些副作用稍大的饮食，如部分调味品，一般家庭使用总是作为佐料，是不会作为主食来用的，这也是中国食文化几千年来形成的宝贵经验。但是调味品使用不当会引起明显副作用，比如，含有桂皮和花椒的调味品，桂皮和花椒均有小毒，二者一起食用热性、燥性都很大，过用或使用不当会引发疾病（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眼目干涩，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等），很多调味品本身就是偏性相当大的中药，过多使用调味品必然影响中药方剂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