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年4月23日，司徒王允与董卓亲信部将吕布合谋刺杀了董卓，王允主持朝政，朝廷气象为之一新。时人以为董卓肇乱，四海鼎沸；今元凶已除，明臣当政，天下仰望；故芟除祸乱，还以太平，重归一统，可计日而待也。谁知当年6月1日，董卓部下李傕等人就攻破了长安，胁持天子，诛杀王允，把持朝政，汉朝又陷入一片混乱中，之后就是群雄割据，连年混战，汉王朝终于崩溃，短暂的“中兴”如同昙花一现仅仅维持了39天。 王允政治比较清明，深得天下士大夫之心，又拥有禁军，扶持皇帝，号令天下，乍一看来优势如此明显，却败的如此迅速；而李傕等人，只不过是董卓手下的几个校尉，一介武夫，兵只数千，不懂权谋，穷兵黩武，烧杀劫掠，却一朝起兵，问鼎朝纲。这一结果出乎当时很多人的预料。那么王允为什么会失败？李傕为什么会成功？王允有没有机会力挽狂澜，救汉室江山社稷于生死一线呢？
关于王允失败的原因，说的最多的有两条。
一是不肯赦免董卓部将的罪名，直接导致了李傕等董卓旧部的起兵反叛。《后汉书·王允传》记载：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既而疑曰：“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原来王允也想赦免董卓部曲之罪，但后来又犹豫不决，认为：这些人知道自己罪大恶极却蒙朝廷赦免，必然不会相信，反而生疑，不是让他们安心的好办法。后来，李傕等人遣使到长安，求乞赦免。王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不许之。真不知王允这么想是什么逻辑！不赦免而捕杀难道是“安之之道”？
董卓在时，为收天下士人之心，重用名士蔡邕，三日而三迁其官。蔡邕虽不满董卓政治残暴，却感其知遇之恩。董卓死时，蔡邕在王允座，闻之不由叹息一声。王允本就痛恨蔡邕附庸董卓，见状怒斥其为董卓一党，将其下狱，虽百官苦谏而不听，杀之。这一事件更使董卓的旧部不安。《后汉书·王允传》记载：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更相谓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并尚从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这其中所说的“蔡伯喈”即是蔡邕。于是李傕等人听从谋士贾诩的建议，决心拼死一搏，说：“京师不赦我，我当以死决之。若攻长安克，则得天下矣；不克，则抄三辅妇女财物，西归乡里，尚可延命。”众以为然，于是共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据《后汉书·董卓传》）
二是王允当政后骄傲自满，失去百官拥戴。《后汉书·王允传》记载：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王允诛杀董卓主要依靠大臣王孙瑞和卓将吕布等的帮助，但诛卓后王允邀为己功，王孙瑞等不满，辞官归乡。王允对吕布也看不上，《后汉书·王允传》记载，允“而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布亦负有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
其实上述两点并不是王允失败的主要原因，关于第一点，王允即使不赦免李傕等人，若能派兵讨平，自然就没有后来之乱；关于第二点，虽然因其骄傲自满，“群下不甚附之”，却还是支持他的。相比之下，董卓残暴，群臣恨不能食其肉，不也把持朝政3年吗？董卓靠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军队。
王允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一是没有及时控制军队，二是犹豫不决怠误时机。
王允虽然诛杀了董卓，但军队还在董卓部将李傕等人的手中。董卓入关后，为防备关东诸侯的进攻，“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据《后汉书·董卓传》）而守卫长安的禁军，也多是董卓的旧部。王允杀董卓后，派皇甫嵩带兵攻郿坞，诛董卓全家，皇甫嵩带的是自己的旧兵，并没有用长安城的禁军。因此王允手中虽有皇帝，还有大臣的支持，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自卫能力，可以说是不堪一击。这种情况下，整个朝廷简直就如同坐在火炉上，而王允居然没有觉察到危险，以为董卓已死，天下就大局已定，没有什么祸患了，对董卓旧部的叛乱没有任何准备，不能不说是重要失策。
王允要控制军队，也不是没有办法。《后汉书·王允传》记载：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这里所说的“皇甫义真”就是皇甫嵩。皇甫嵩是东汉王朝最后的名将，率军平定黄巾之乱，挽救了大汉江山，威震天下。黄巾乱前曾带兵征讨凉州，多所胜绩，素为凉州人所畏。而且此人非常忠于朝廷，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他在剿灭黄巾后，身拥大军，威名卓著，有人劝他带兵进京诛杀宦官，掌握朝政，被其拒绝，回朝交卸兵权。因此皇甫嵩可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若能派他去统领陕县董卓旧部，以其威名与军事能力，必能收服众心为朝廷所用。
其次即使不据陕县，也应该掌握潼关、华阴、蒲津等河南和山西通往长安的关口及守关之兵，以防董卓旧部叛乱。
再次要派人安抚凉州的马腾、韩遂等人，因为二人过去依附董卓以图天下，实是朝廷的后患。争取二人是很有可能的，在董卓死后，二人拥兵观望，当时马腾驻军于郿，但当皇甫嵩带本部兵马攻郿收董卓全家时，他并没有出面干涉。因此可以暂时借二人之力对抗董卓旧部的军队，此乃借力打力之策。
但王允却说：“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王允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怕如此举动让关东的诸侯认为他王允也象董卓一样胁天子割据一方，从而对朝廷失去信任。他天真地以为四方诸侯还会象过去一样拥戴朝廷，实不知汉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已失去天下人之心，关东诸侯纷纷拥兵自立，没有几个会劳心社稷。在他诛杀董卓之前，已有袁绍阴谋立刘虞为帝，孙坚攻伐刘表，袁术劫掠州郡只顾自肥，兖州刺史刘岱攻杀东郡太守乔瑁等一系列目无朝廷自相残杀的事情。由于对形势认识不清，王允在政治和军事上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对王允来讲，一开始的形势还是非常有利的。马腾、韩遂等人还持中立，要看看王允的朝廷怎么对待他们，而董卓旧部闻卓已死，非常恐慌。吕布曾派李肃带少数人马去收捕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被牛辅击败。但其后牛辅营中无故大惊，辅惧，乃赍金宝逾城走。牛辅的左右贪图财物，半路把他杀了，送首级到长安。可见当时董卓部下虽拥有军队，但已成惊弓之鸟。如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或者赦免董卓部曲之罪，然后缓图之；或者不赦免，整顿军队讨伐之，都可以有所作为，但王允犹豫不决，什么有效措施都没有采取，几乎是坐等叛军来攻。
李傕等叛军从陕县进攻长安，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王允虽然没有掌握军队，但也只得硬着头皮遣军出战，派董卓旧将胡轸、徐荣击之于新丰。徐荣战死，胡轸率众投降。其实这样的结果早就可以预料了，胡轸、徐荣本是董卓之人，本无战心；所领士兵又多是凉州人，身在朝廷心却惶惶，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很多都临阵投降了。
新丰之战后，李傕等随道收兵，王允手下兵士纷纷叛逃归之，比至长安，已十余万。董卓的其它部将如樊稠、李蒙等闻李郭起兵，也从不同方向杀来。于是四将之兵合围长安。吕布出城迎战，被杀败。吕布虽然骁勇，但无奈军心已乱，独力难支。围城八日后，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引李傕等入城，长安遂告陷落。
李傕之胜全是形势使然，王允之败，虽看起来是决策失误，实际上则是因为东汉王朝彻底没落了。王允纵使能有所作为，击败了李傕的叛乱，也难以抵挡其它割据势力的进攻。当时东汉朝廷只剩下关中一隅之地，人口只有几十万，且西有马腾、韩遂，东、北等地有董卓余部，骚乱不宁，从经济、军事实力上看，都不具备号令天下的能力了。袁绍据有冀州，袁术据有南阳，均户口百万；公孙赞据有幽州，兵强马壮；刘表割据荆州，地广兵多。这些诸侯的实力均在朝廷之上，既不起兵勤王，也不服从朝廷号令。如果李傕叛乱时，袁术、刘表等就近势力能够出兵救援朝廷的话，王允也不至于失败。
上述事实说明东汉王朝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王允即使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也无回天之力，这应该是王允失败的最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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