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世民来说，和平夺权是最理想的方式。 现在的李世民与太子，如同两军阵前对垒一样。李世民暗中准备力量，大搞统一战线，都是为了稳住阵脚。稳住阵脚，首先要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寻找并创造战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世民的机会终于在武德七年（624）的夏天到来了。武德七年，唐朝基本实现了天下统一的目标。和平到来，李渊可以松一口气。当然，兄弟之间的斗争却是暗流汹涌。高祖武德七年六月，发生了一个重大案件，朝野震动，李世民用政治斗争的方式取代太子的目标几乎实现，这就是庆州都督杨文幹谋反事件。 武德七年六月三日（辛丑），皇帝李渊带领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等上仁智宫（在宜州的宜君县，位于唐长安的正北方向）避暑，让太子李建成居守长安，主持日常政务。太子全面掌握长安，便自认为很安全，他开始做一些加强本阵营的工作，虽然说起来不合法，也是预备万一。他派手下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给庆州（在长安的西北方向）都督杨文幹运送盔甲。杨文幹曾是东宫的宿卫，离开东宫后曾秘密为东宫运送过壮士，与太子李建成关系十分密切。李建成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这些举动全在秦王府的监视之下。 两位负责运送盔甲的东宫军官，走到豳州（从长安到庆州要经过豳州和宁州），忽然称有重大案件要上告，豳州方面立刻把他们送到仁智宫。他们遂向李渊告发，说太子指示杨文幹里应外合谋反。与此同时，在宁州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赶到仁智宫告发太子。杜凤举是何许人也，史书没有交代清楚。尔朱焕和桥公山明确无误是太子的党羽，他们为什么要告发太子呢？ 这个事情很蹊跷，太子的人告发太子。这无非有两种情况，或者被人收买，或者被人控制。这背后的控制者，当然就是秦王府的人。 李渊迅速采取行动，首先控制太子。谋反毕竟是天大的事，皇帝李渊不敢懈怠，他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立刻派人请太子上山。至于皇帝用什么理由请动了太子，史书记载只说是“以他事”。只要控制了太子，太子的谋反就丧失了意义。这是李渊的想法。应该说，思路很对头，表现出李渊政治作风老辣，经验丰富。 在长安东宫的李建成接到消息，吓出了一身冷汗。在冷静地分析形势之后，他们认为只能面对皇帝，可能是给杨文幹送盔甲出了问题，但可以解释。毕竟，取得皇帝的同情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商议之后，决定太子亲自上山说明情况。在仁智宫面对李渊，李建成虔诚地表白，“奋身自掷，几至于绝”，说他自投于地，几乎气绝，一副被冤枉的样子。皇帝不敢相信他，把他软禁了起来。
杨文幹事件，从一开始就把不利指向太子。但是，从一开始就有破绽，那就是身为太子为什么要谋反？如果他真的谋反，为什么那么费力地要庆州都督先起兵？如果他真的谋反，为什么还敢亲自到仁智宫说明情况？如果太子指使杨文幹谋反，他上仁智宫就是自投罗网。 对此我们没有翔实的资料给予证明。但是，逻辑推理同样是有力量的。 太子谋反，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夺取皇帝宝座。但是，这是天底下最冒险的事情，通常一定要在自身遭遇重大危机的时候才愿意甘冒此险。因为太子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不出意外，他就可以顺利接班。太子谋反，唐代后来确实存在过，比如神龙三年（707）七月，中宗之子太子重俊谋反，就是在太子地位不保的前提下发生的。除此以外，太子虽然经常被怀疑，但真正谋反的其实很少。 武德七年，太子李建成的地位很稳固，皇帝对他的信任没有发生动摇。当太子与秦王斗争激烈，尤其是因为秦王功劳巨大而造成兄弟二人极度不平衡的时候，皇帝一直是鼓励太子亲自立功的。镇压刘黑闼最后由太子完成，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当然是不可能的。从皇帝自身的选择，从国家稳定的立场选择，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在不能平衡的时候，皇帝通常都是选择支持太子。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皇帝虽然有时会陷入父亲的角色中，难以对儿子之间的矛盾果断处理，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但是如何维护国家利益，这还是不能含糊的。武德七年六月，太子建成长安居守，就是太子监国，完全可以证明皇帝对太子的信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子为什么要冒最大的风险来谋反呢？ 退一步说，太子就是当皇帝心切，要谋反夺权，他的方式也太古怪了。太子夺取皇帝的宝座，机会比较多，而最佳方案就是直接控制皇帝，然后以皇帝的名义宣布自己即位。如果李建成谋反，反而让遥远的庆州都督先发兵暴露目标，而自己与皇帝还身处两地，要控制皇帝人身根本没有可能，这个谋反计划实在太愚蠢了。愚蠢到了什么地步呢？愚蠢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要知道，建成虽然没有秦王战功多，但绝不是愚蠢的人。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皇帝身边协助处理朝政，包括军事的以及政治的事务，经验已经比较丰富。他要谋反，以他对皇帝的熟悉，不可能如此荒唐如同儿戏。后来，他得到消息就立刻上山到仁智宫，也说明他并不担心皇帝的调查。 既然太子没有谋反动机，为什么东宫手下出面告发呢？ 尔朱焕和桥公山的告发，是通过豳州完成的。根据《资治通鉴》注释所引证的实录文字，是他们到达豳州时，先向豳州地方政府告发，然后豳州再上告仁智宫，后来两人也到达仁智宫。与此同时，宁州人杜凤举也同时上山告变，内容是一致的。这一方面用不同渠道的告发来证明谋反是确实的。另一方面证明谋反这么大的计划，竟然是准备得如此不充分，过分的巧合也让人怀疑背后的问题。 如果太子谋反，我们已经说明，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太子谋反失败，对谁有利呢？当然对秦王最有利。只要太子谋反的罪名成立，太子的地位肯定不保，顶替者在当时的条件下，非秦王不可。皇帝在真相没有明白以前，也是这样的思路。那么东宫的人为什么自己上告呢？我的判断是受到了秦王府的指使，或者是胁迫，或者是收买。从后来的情况看，秦王府收买东宫、齐王府官员的活动比较成功，而反方向的收买却没有成功的例证。原因是东宫势力大，投靠的人比较多，所以比较杂。秦王府势力也不弱，但是因为不如东宫正统而合法，所以投入秦王府阵营冒险程度比较高。但是，一旦投入，就必须全力以赴。而东宫的官员则可以首鼠两端，人在东宫而脚踏两只船。尔朱焕和桥公山，我倾向于认为是受到胁迫而不是被收买。两者的区别是：被收买，等于卖身投靠，应该更坚决；如果是胁迫，说出真相可以得到谅解。至于杜凤举，一定是受到同样的指使。 有什么证明呢？最大的证据就是杜淹这个人。杜淹是如何参与这个案件的现在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最后他受到处罚是确实的。在整个案件中，最有可能让杜淹插手的地方就是豳州告变这个环节。那么，如果杜淹在这个环节加入，他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寻找杜凤举这样的人物并不难。但是让东宫的人告发东宫太子，难度就比较大，但是效果当然就更好。尔朱焕两人其他把柄是否早为秦王府掌握我们不清楚，但是私运盔甲本身却是现成的罪名。盔甲是军用物资，向来由国家控制。运送盔甲，要有兵部的文书，换句话说要经过皇帝的批准。
根据唐代的法律，自首可以减轻处罚，揭发更受奖励。尔朱焕和桥公山在私运盔甲被发现后，决定用告发的方式减轻自己的责任。他们或许不知道这背后残酷的政治斗争，因为他们都不是高级军官，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所以，他们受到胁迫，上山告发以求自保是完全可能的。那么，背后的压力，一定来自杜淹代表的秦王府。因为事情发生在豳州，相信豳州地方当局是密切配合秦王府的。可惜，当时的豳州地方长官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否则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更加清楚。 我们回头再看李渊采取的下一步措施。他认为既然控制了太子，危险性降低许多，然后派司农卿宇文颖驰往庆州，召杨文幹上山对质。很明显，李渊是想进一步进行调查。在李渊看来，太子已经上山，杨文幹没有不服从召唤的可能。可奇怪的是，宇文颖到了庆州以后，杨文幹反而正式起兵了。那么，宇文颖到底对杨文幹说了什么？《资治通鉴》只说：“以情告之，文幹遂举兵反。” 这个记载很奇怪。如果杨文幹与太子合谋造反，现在太子已经被皇帝控制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杨文幹造反不仅不能成功，而且等于给太子加罪。杨文幹起兵，绝不会是因为这个事情。一定是宇文颖说出了其他情况。什么情况下，杨文幹会真正起兵呢？比如皇帝已经杀掉太子，或者皇帝准备废黜太子。总之，一定是这类假情报导致杨文幹起兵造反。而宇文颖如果这么做，动机也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杨文幹起兵有利于李世民阵营。 杨文幹起兵造反，如今已经成为事实。这个事实表明，虽然不是太子直接造反，但确实是太子的人造反了。这跟此前的告发即使不相等，也有密切的联系。李渊本来已经控制了太子，内心已经平静许多。现在，杨文幹真的起兵了，他不得不把此事跟太子联系起来。太子上山已经弱化的矛盾，如今再次被激化了。现在，李渊有些相信太子跟杨文幹有问题了，他把希望寄托在秦王李世民身上。 真的起兵了，镇压紧随其后。李渊先安排灵州都督杨师道等前往镇压，接着又让秦王李世民前往镇压。李世民说：一个小小的杨文幹也敢如此狂逆，一个普通将军便可将他收拾了。皇上郑重地说：“不然。文幹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在史书的记载中，唐高祖李渊答应李世民为太子的文字归纳起来大约有三种： 一是在太原起兵的时候，李渊对李世民说过这个话，说起兵都是因为你，成功后你来做太子。但是，当时李渊还没有当皇帝，就向李世民许诺当太子，不可信。 二是李渊正式当上皇帝后，众人推荐李世民当太子，因为李世民不同意而作罢。其实，当时李建成已经是唐王的世子，李渊升级为皇帝，李建成自然升级为太子。何况，当时李世民的功劳与李建成并没有什么特别差距，众人不会那么无聊，所以，这种说法也靠不住。 李渊真正许诺李世民为太子，最有可能就是在这次杨文幹事件中。当时，李渊估计，有可能太子沉不住气了，急于抢班夺权。如果是那样，就只好废掉这个太子，由李世民担任太子了。这是在李世民与哥哥的斗争中，这是李世民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请注意，在李渊许诺秦王为太子的时候，也给李建成安排了后路（封建成为蜀王）。李渊这样做是最大限度地吸取了隋文帝换太子的悲剧教训。隋文帝受了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的欺骗，废掉了杨广的哥哥原太子杨勇，并把杨勇交给新太子管理。后来发现新太子有严重问题时，文帝想见原太子，可杨勇已被杨广牢牢控制，最后被他杀了。隋文帝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换太子。因换太子不当，导致隋朝早亡。一心一意以隋文帝为榜样治国的李渊，一心一意要避免隋文帝的错误。而李世民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平夺得太子之位，效仿杨广的成功。杨文幹事件，让李世民的愿望接近于达成。 李世民前往前线，全力镇压杨文幹。镇压杨文幹不是难事，成功后就可回朝当太子了。以后，这天下就是我李世民的了。一路上，李世民一定心潮起伏，热血沸腾，说不定都开始思考如何治理天下呢。 可就在李世民处于有利时机时，事情却发生了逆转。 李世民出兵镇压杨文幹时，仁智宫内的李渊忽然放弃了原来的决定，放出了太子，并让太子回到长安继续留守。事态为什么会如此急转直下呢？据史书的笼统说法，皇帝后宫的嫔妃们、齐王李元吉、外朝的封德彝都做了大量工作，但具体说了什么话，史书并未记载，反正为太子力挽狂澜，结果唐朝就又回到原有的轨道上去了。 究竟是什么让李渊又改变了主意？ 面对太子手下起兵造反这个最大的事实，李元吉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让皇帝改变主意呢？现有的说法似乎想证明，皇帝糊涂是非不分，单单听从了这些人的片面之词。但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讲过的，对于谋反这样的严重问题，从法律系统到皇帝本人的态度，都是非常重视的，为什么在太子谋反这个问题上，皇帝忽然糊涂起来了？不是皇帝糊涂，一定是有更重要的真相被发现了。皇帝对于太子在整个事件中的被动情况有了确实的了解。
任何皇帝，即使再糊涂，也不会对公然的谋反行为充耳不闻。通常的情况下，主要是把没有谋反的打成谋反，从来没有见到过确实谋反了却不予追究的。就李渊而言，刘文静的谋反证据根本不足，他反而当作谋反事件处置了。如今，面对杨文幹和太子的谋反却置之不理。这太不符合常理了。因为真是太子谋反，那一定是最有威胁力的，而李渊竟然不予追究，反而让太子继续据守京城。对于这严重地违背常识的记载，让人无法不产生疑问。 根据唐朝的法律《唐律疏议》的规定，对于谋反这项大罪，计划谋反而没有实行，等同于实行；谋反实行没有造成后果等同于造成后果。甚至仅仅说说而已并没有计划，也要长流两千里。至于对待参与谋反者的处置当然最重。甚至不同籍的亲戚也要受到牵连。参与者斩首，十六岁以上父子都被处以绞刑。在皇帝的宝座面前，即使是亲生父子也会大打出手的。为什么李渊可以对太子的谋反无动于衷呢？ 当然不会。李渊一定了解到了真相：太子是被冤枉的。 从哪里了解真相呢？现在的史料都没有披露。最有可能是从上山告变的人那里获得了真相。最重要的真相就是秦王府参与了整个事件，具体的人就是秦王府参军杜淹。 秦王府的动作，是让皇帝确信太子谋反，至少太子亲信谋反也可以牵连太子。秦王府的动作是针对太子的，目标则是夺取太子之位。太子是受到攻击的一方，在这个事件中，是被动的一方。皇帝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才会释放太子，恢复太子的原有地位。但是，东宫也不是没有错误，私运军事物资本身确实违法，所以才会被秦王府抓住不放并且大做文章。而秦王府上纲上线的做法，明显要致太子于死地，皇帝当然也不高兴。但是，兄弟之争是非常清楚的事实，皇帝不打算深入追究下去。这一次杨文幹事件，秦王府具体操盘的人就是这个最擅长搞阴谋诡计的杜淹。这都是秦王府的一系列阴谋。 李渊最后对东宫和秦王府各打五十大板，东宫的王珪、韦挺，秦王府的杜淹同时流放边州。皇帝最后要求两兄弟要和睦，分别处分东宫和秦王府的属下，以示警告。皇帝作为父亲，他不愿意儿子们手足相残，无休止地斗争下去。但是，他也知道权力的资源有限，他没有最佳方案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在杜淹传中，明确说李世民知道杜淹无罪，专门给即将流放的杜淹赠送了三百两黄金，以作为他为秦王府牺牲的补偿。但是，秦王李世民并没有为杜淹到朝廷中去争取，既然无罪，为什么还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这个镜头特别让人想到电影中的情节，黑社会组织的老大为进监狱的兄弟出钱，因为这是一种牺牲。 对于李渊的做法，双方都不满。秦王府希望皇帝说话算数，让李世民取代李建成。东宫则认为皇帝应该追查下去，按照法律有反坐法，诬陷谋反则处以谋反罪。 杨文幹事件，是玄武门事变的前奏。李世民争取用政治斗争的方法取代太子，这一次最接近成功目标，但最后还是功败垂成。如果这次斗争胜利，唐朝就不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的情形已经很清楚，事情不到最后解决之际，双方绝不会善罢甘休，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