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促使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希望，开启抗战时代。济南惨案是发生在国民党北伐后期的中日冲突。日本为了维护其在华北和满蒙的特殊利益而出兵山东： 一方面可能是希望左右北伐成功，另一方面则是要向快将统一中国的国民党显示力量。1928年5月18日，日本政府借机向中国南北双方提交了一份文字相同的最后通牒,其中强调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这揭示出日本真正在意的生命线其实还是在东北利益。但是日本军人的意图不止于此，他们更想要“振兴日本军人精神,镇慑中国人,并让外国人(按指欧美人)牢记日本军队的决心”。日本军人的这种激进极端的思路与做派往后发展成军部不受政府控制的的“独走”，成为一再扩大侵华的动力源。
中国的历史学者认为“日本妨碍北伐、有计划的挑衅行动”。不同于之后中日全面战争，在1928年，日本国内尚有反对出兵的声音，英美的行动亦是日本政府主要的考虑。中国方面，以国民革命、收回列强特权为己任的中国国民党，首次正面面对“列强”的实力，北伐尚未成功的情况下，不欲正面对抗。除了在口号标语上抗日，纪念济南事件及蔡公时以外，实际行动上亦只是“先安内，后攘外”。与日本军人相反,蒋介石在事发之后仍极为克制,因蒋的所有计划均建立在中日冲突可以避免或至少限制在极小范围的前提之下,他曾力图就地解决此一冲突。事情既然不能解决,蒋就不得不放弃奉行已久而且在国民党中也颇有争议的与日本保持工作关系的取向。由于感到被日本人出卖了,蒋召见佐佐木并向他宣布,国民革命军将来与日本军不能提携。日本人既已不可信任,北伐途次有可能再次发生中日冲突，在全面权衡利弊之后,蒋命令所有的黄埔军撤出济南地区并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让其他的北伐军绕道进军北京。
济南惨案的发生及其善后的处理，还有宣传使得中国国内反日情绪更高涨，济南惨案也使得中日双方互信合作的希望破灭，中方最终放弃联日外交，转而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济南惨案之后蒋介石的决定，标志着蒋放弃了亲自领兵打入北京的计划,也意味着蒋决定暂时延缓对北方的控制,而集中全力于巩固在南方的统治。济南事件后,对外事务在影响中国内政发展进程方面作用更大,而外交也就成为新当权的国民党的当务之急。这对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极大。
济南惨案也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中正的心理产生重大冲击，蒋中正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后蒋在日记中坚持每日写上“雪耻”二字。济南事件粉碎了国民党对日工作的全部希望，使国民党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国民党人也开始学起袁世凯的策略，将中日事件大肆曝光。蒋指示南京政府将“事实宣告全世界”。国民党上海党部立即成立了一个专事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以反帝为标榜的南京政府并直接诉诸帝国主义控制的国联。国民政府越来越注重借助成熟的国际体系牵制日本的步步紧逼。在中国，甲午以来一系列在日本身上遭受的耻辱记忆被再次唤醒，民心激愤。
而日本自我否定了币原外交，济南惨案在日本国内也激起了反华的舆论浪潮，日本在对华关系上越发走向排他性、独断性，越发试图在华盛顿体系之外解决问题，排除英美等世界各国力量单独处置中国事务。这也使日本逐渐从“帝国主义列强”的群像中走出来，在中国民众心目中日渐清晰地称为面目可憎的中国头号敌人。济南事件影响最深远的后果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中国民族主义抗御外的使命就压倒了其民族国家的建设。从济南事变开始，经历皇姑屯、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直到七七事变，中日逐步从对抗走向全面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