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芳，又名石玉琮，1912年生于山东省无棣县刘丰台村。自幼读书，明白事理，爱憎分明，富有斗争精神。1928年，他考入无棣县立第二高小读书。同学中有城里张、吴、郭三家恶霸子弟，他们经常合伙欺侮乡下来的穷学生。对此，农家的孩子们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石景芳入学后，对这种现象十分气愤，他把乡下来的穷学生组织起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把这些恶霸子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打击了地主恶少仗势欺人的嚣张气焰，伸张了正气。从此，那些恶霸子弟再也不敢随便欺侮穷学生了。
1930年夏，石景芳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中学。1933年夏，升入本校高中部四级。此间，他阅读了部分革命书籍，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经常在同学们中传播革命思想，揭露反动政府的暴政和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使学校当局惊恐万状，坐立不安。当时，学校里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石景芳是自治会的领导成员之一。1934年初，校长冯培元将政府拨给学校修图书楼的一笔巨款捞入私囊后，又欲扣在校学生每人每年一元钱的预偿费。石景芳利用这两件事，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发动学生与学校当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组织学生罢课，向省教育厅发电报，要求校长下台，退还贪污款项，终于迫使反动校长低头认罪。但是，国民党惠民县长赵振泉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非但不惩治反动校长，反而派兵包围了学校，把石景芳等63名学生抓去拘留。学校当局更加有恃无恐，随即宣布把这63名学生开除学籍。这次学潮，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石景芳被开除后，又考入北平宏达中学。1935年，由于日本侵华形势日趋紧张，石景芳被迫退学回乡。
石景芳回乡后，在本县吴店、小山等村任短期小学教员。他利用教书先生的公开身份，联络进步青年，串连革命师生，编写革命歌曲，印发抗日传单，呼吁广大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足迹遍布全县。1936年，他与关星甫、于梅仙、丁涌生、徐尚武等人在刘丰台村组织了友谊读书会，会员发展到80多人，拥有进步书刊400多册。读书会的成员普遍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教育，有不少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读书会的大部分人参加了冀鲁边区抗日部队——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其中不少的人成了这支抗日武装的骨干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37年2月，石景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培养和发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七七事变前夕，他不顾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阻挠破坏，与关星甫、冯景恩等人组织起了无棣县抗日救亡会，会员发展到800多人，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1937年8月，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在鲁北特委的领导下，石景芳和关星甫等主动与津南特委冯景恩、于梅仙取得了联系，成立了中共无棣县工作委员会，石景芳任宣传委员。不久，经上级正式批准，任命石景芳为无棣县工委书记。这期间，石景芳与其他工委成员一起，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编印了刊物《斗争》，以教育党员和知识青年。
1937年秋末，日军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国民党无棣县政府官员闻风而逃。一些汉奸势力借混乱之机组织起“维持会”，准备迎接日军。他们派出差役，到处征粮征款，经常抓派官车，群众怨声载道，怒火满腔。有一天，汉奸王延亭派人到水湾一带催逼群众出官车。共产党员张宁宁获悉这一消息后，马上找到石景芳商量对策。石景芳当即决定：以武力拦截这批官车。他借了两条枪，与张荣亭同志一起骑车到了洼杨家村后埋伏起来。等10多辆马车来到时，他们当即开枪射击，枪声一响，4个押车的差役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10多辆大车也返还群众。这次行动，打响了无棣县武装斗争的第一枪，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石景芳在任无棣县工委书记期间，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他利用从国民党县政府截取的教育经费，买了几十条枪，组织了40余人的武装部队，在无棣西部与敌伪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当冀鲁边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时，他立即带领这批武装力量参加了救国军，壮大了革命队伍，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做出贡献。
1938年8月，石景芳调任河北省东光县县长。在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上，他向与会人员宣讲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等光辉文献，揭露和痛斥了日军的侵华罪行，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口号，吹响了东光县“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战斗号角。
东光县西靠运河和津浦铁路;南有顽固派张国基的“二路军”盘踞在吴桥、梁集一带，县内有李文成的第二旅驻防，还有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在拉山头，扩充自己的势力，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要树立起抗日的旗帜，争取群众，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难度很大。对此，石景芳亲自带领一些干部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面积极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扩建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一面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打击顽固势力。他有时拜访进步的上层人士，有时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向他们指出只有坚持抗战才有出路。他敢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伸张正义，成为执行统战政策的模范，深得东光抗日军民的赞扬和爱戴。由于他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终于把国民党地方武装东光二旅争取过来，改编为一支人民的军队，使东光的抗战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局面打开后，石景芳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广大民兵和群众，破坏铁路、公路，站岗放哨，反资敌通敌。在一望无际的边区平原上，挖成了纵横交错的抗日沟，建立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限制了敌人快速部队的活动，为抗日军民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方便。他不断地动员群众埋粮填井，实行坚壁清野，粉碎了敌人的频繁“扫荡”。他还经常组织精干的武装小分队，深入敌战区，打击日伪汉奸，镇压敌特，并组织了两面政权对付敌人。在石景芳的领导下，东光县很快成了一个有初步基础的抗日根据地。
1939年至1942年，石景芳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冀鲁边区一专署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时，按照冀南、鲁中，晋冀鲁豫等边区的政策法令，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推行抗日民主政策达300多条，被评为推行政策法令的模范。1942年，冀鲁边区党组织每逢贯彻一项新政策时，总是先在他领导的一分区试行后，再行推广。因此，当时他享有“模范专员”的称号。
石景芳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他任专员期间，无棣县的伪六旅头子张子良曾去信劝降。他当即将信撕碎，并回信怒斥了张子良的无耻行径。在冀鲁边区，他对邢仁甫大搞反党宗派和地方主义的做法甚为反感，经常在干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恶劣行径。后来，邢仁甫叛变投敌的事实，证明了石景芳政治上的敏感和远见。石景芳不仅自己投身于革命，还动员父亲、哥哥参加了革命活动。在他的影响下，他的故乡刘丰台村也有几十人参加了抗日部队，并被称为“八路村”。在抗日战争期间，仅他家就有8口人抛家舍业，在冀鲁边区参加抗击日军的英勇斗争。
1942年5月，侵华日军华北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亲率5万兵力，对冀中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6月19日拂晓，日军集结重兵分四路包围了一专署、一地委驻地大单家。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石景芳决定立即率部突围转移。但是，由于四周全被敌人占领，敌人强大的火力已封锁住各个交通要道。突围未成，只好顺原路边打边撤。在撤至寺后杨村附近时， 石景芳中弹负伤，从马上栽下来。警卫连长孙国栋背起他，他却对孙国栋说：“别管我!快去指挥部队!”石景芳忍着剧痛，继续组织机关、连队转移突围。这时，从西南又冒出一股敌人。敌人两面夹击，枪声像刮风一样响个不停。当抗日部队突围至赵家柳林村东时，又被敌人重重包围在一片开阔地上。这时，抗日将士已大部牺牲，子弹也几乎打光了。敌人端着枪嚎叫着冲上来，石景芳指挥同志们在开阔地的一个松树坟场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使用短枪的干部们子弹打光了，拾起砖头向敌人砸去;战士们的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经过一场激战，由于寡不敌众，石景芳等全部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