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楼主要分布在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上游流域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就如此记载“：冉駹夷者，……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十余丈，为邛笼”。“邛笼”为羌语“碉楼”的音译。“邛笼”的营建者冉駹，是古羌人的一支，秦汉时期主要生活在岷江上游一带。到隋唐时期，碉楼建筑在四川西部和藏东地区广泛盛行。《隋书·附国传》载：附国“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石巢而居，以避其患。其石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其方三四步，石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盗贼。”明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威、茂，古冉駹地，垒石为碉以居，如浮图数重，门内以楫木上下，货藏于上，人居其中，蓄圈于下，高至二三丈谓之鸡笼，十余丈谓之碉。”
据汉文史书记载，今岷江、大渡河上游嘉绒藏族居住的地区，在隋唐时期是古羌人部落“嘉良夷”的居住地。这一地区属于民族迁徙、融合的走廊地带，各民族在艰难的迁徙过程中，相互交流、融合，嘉绒藏族的先民就是隋唐时期居住在此地区的西山诸羌与迁徙而来的吐蕃人相融合而形成的。因此，在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受羌族文化的影响比较突出。现在，居住在川西北的大、小金川的嘉绒藏族的房屋建筑形式与羌族的碉楼相同。这种碉楼建筑文化一直影响到藏东、藏南地区。
一个民族不论其最初的居住形式如何，其先民们从事构筑营造活动的目的总是为了抵御自然和外族的侵害，希望得到一个稳定的，能保护自己的居所，求得生存休憩的空间。居住在岷江、大渡河和雅砻江上游的羌族、藏族的先民也不例外。由于长期以来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频繁出现的冤家械斗，除需要他们将大多数村寨建筑在半山或高山易守难攻处外，还需在住房的附近建坚固而高大的碉楼，用以防御敌患和储存粮草。这就为碉楼的产生创造了先决条件。
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上游地区在民族迁徙、历史演进过程中，到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十八大土司控制该地的格局，即通常说的嘉绒十八土司。大、小金川土司即为其中的成员。两金川地区“地不过千有余里，僻在四川省之西，其西北通甘肃回部，西南控前藏，与十八家土司部落毗连”，即大、小金川地区近接成都，远连卫藏，是内地联系西藏、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的桥梁和咽喉地带，自古在川藏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元明清以来的历代中央王朝在此推行土司制度，羁縻、管理其地。到清雍正之后，大、小金川土司势力壮大，常常恃强凌弱，蚕食邻近土司，使川西边地不得安宁。到乾隆年间，这种态势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两金川土司势力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使川西嘉绒地区各土司的均势被打破，更重要的是，两金川土司阻碍了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正常的商贸往来，其势力威胁到内地的安全和康藏的稳定，为了“永靖边圉”，乾隆帝决定兴师进剿，乃有大、小金川之役。
乾隆帝两次用兵金川，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其原因除了天时、地势和人员等方面的因素外，碉楼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两次金川战争常常是围绕着“攻碉”和“守碉”而进行的。
对于嘉绒藏区的碉楼建筑，清人如是描述：“(四川)西北垒石为房，其高大仅堪栖止者，曰住碉，其重重枪眼高至七、八层者，曰战碉。各土司类然”。“碉楼如小城，下大巅细。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数十层。每层四面，各有方孔，可施枪炮。家各有之，特高低不一耳。”“金川碉楼与天接，鸟飞不上猿猴绝”……我们从史料中能体会到大、小金川地区，乃至嘉绒地区碉楼林立，易守难攻，相互沟通，彼此接应的特点，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争防御优势。“金川碉墙皆系斜眼，金川兵在碉内，由上望下，窥视我兵放枪，甚便而准，我兵在外放枪击打，为上口里层斜墙所挡，不能直透”。清军在攻克康萨尔碉后，进碉内见“碉顶有石板遮盖之地窖，……查看窖内西北，有地穴一道，穴顶用木板上托，旁用大木顶柱，颇为宽大，步行无烦伛偻。系潜与第二碉卡相通之路。……至第二、三贼碉，其外皆护以木城。而第二碉之外，又筑有石卡接应。”
笔者在实际调查中，同样可感受到碉楼建筑设计的科学性。碉楼建筑皆就地取材，以泥土和石块建造而成，外形美观，墙体坚实。碉楼大多与民居寨楼相依相连，也有单独筑立于平地、山谷之中的。其外形一般为锥形多棱柱体：有四角、五角、八角的，少数达十三角。其高度一般不低于十米，多在三十米左右，高者可达五六十米。石墙内侧与地面垂直，外侧由下而上向内稍倾斜。从用途上看，不同位置的碉楼，有不同的功用，大概分为家碉、寨碉、阻击碉、烽火碉、风水碉、伏魔碉等。家碉是嘉绒藏区村寨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多修在房前屋后，并与住房紧密相连，一旦战事爆发，即可发挥堡垒作用。寨碉通常是一寨之主的指挥碉，也常用做祭拜祖先。阻击碉一般建在村寨的要隘处，起着“一碉当关，万人莫开”的作用。烽火碉多在高处，可为村与村、寨与寨之间传递信号，同时也能用于作战。风水碉多建在村寨的神山之中，用来求福保平安。伏魔碉是用来避邪祛祟的。从宏观上看，一个村落即是一个完整的碉寨，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它们以主碉为中心，呈扇形向左右分布。低处的碉寨、碉卡，高处的碉楼、转经楼，最后汇聚于主碉，形成以主碉为中心的扇形群体建筑。主碉通常背靠悬崖，面向大江，周围群碉犹如众星拱月，甚为壮观。在战争中，这些碉寨即是以守待攻的防御体系。从微观上看，村寨与村寨之间设有通道，通道在各家房下，四通八达，数米一掩体。转弯处皆有屯兵之所，可藏兵数十人，通道沿线凿有通气孔、照明洞、箭眼以及防守口等。村寨中，碉房与碉房间也设有地下通道，顶部有外道，形成空中户户相通，地下家家相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格局。同时，沿着各家、各寨的通道，均挖有水道。水道通向每家每户，每家门口均开有一取水口，水道的其他地方全部封闭。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水质，更使来犯之敌取水困难。用于作战的碉楼，一般都十分高大、坚固，每层四周都有内大外小的射击孔，有专门储存粮食、弹药的地方。楼顶周围建有掩体，并设有施放狼烟的地方和设施。墙体外面四周均嵌有石板，以便在危急时刻，从高处撤离到地面，进入地下通道。从碉楼在战略防御体系上的完善，就不难理解清军面对犹如弹丸之地的大、小金川地区，为何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才取得了大、小金川战争的胜利。
在第一次金川战争中，随着战争的步步深入，时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所率清军在大金川的战碉面前束手无策。张广泗意识到攻打碉卡之艰难，他向乾隆帝奏陈：“臣自入番境，经由各地，所见尺寸皆山，陡峻无比，隘口处所，则设有碉楼，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处，状如浮图，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十五、六丈者。四周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瞭望，以施枪炮。险要尤甚之处，设碉倍加坚固，名曰战碉。此凡属番境皆然，而金川地势尤险，碉楼更多。至攻碉之法，或穴地道，以轰地雷;或挖墙孔，以施火炮;或围水道，以坐困之。种种设法，本皆易于防范，可一用而不可再施。且上年进攻瞻对时，已尽为番夷所悉，逆酋皆早为预备，或于碉外掘壕，或于碉内积水，或护碉加筑护墙。地势本居至险，防御又极周密。营中向有子母、劈山等炮，仅可御敌，不足攻碉。据臣纪山制有九节劈山大炮二十余位，每位重三百余觔，马骡不能驮载，雇觅长夫抬运，以之攻碉，若击中碉墙腰腹，仍屹立不动，惟击中碉顶，则可去石数块，或竟有穿者，贼虽颇怀震惧，然却甃补如故”。在张广泗屡屡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乾隆帝决定派大学士、军机大臣、果毅公讷亲为经略，赴金川指挥战事。讷亲提出以碉攻碉之策，“臣思贼番因险据碉，故能以少御众。今我兵既逼贼碉，自当令筑碉，与之共险，兼示以筑室反耕”，此策遭到了乾隆帝的否定。为了攻碉，乾隆帝决定演练云梯兵，调满洲及索伦兵替换绿营兵，请终南山道士用五雷法术击碉“，命章嘉国师做法事诅咒。章嘉国师偕同助手做了几天'色界威猛大朵玛'法事”，“此后数年中，章嘉国师多次奉皇上圣旨抛掷食子(做法事)，几乎未得闲暇”。这些插曲反映出清朝上下为克金川战碉而无所不用其极。
正如大学士傅恒在上奏中对当地情形的分析：“我兵虽众，枪炮所及，惟抵坚壁，于贼无伤。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我无障蔽，而贼有藏匿，且多掘土坑，急则开壕，人不能越。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不逾数日而成，其余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客主形殊，劳逸势异。攻一碉难于克一城。”金川土司正是凭借陡峭的地势和坚固战碉，据险扼守，负隅顽抗，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因此，傅恒提出改变进攻策略：“逾碉勿攻，绕出其前”，多路出击，避实击虚，使其失去屏障，方使战势出现转机，但终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究其原因，正如乾隆帝给傅恒的降谕中讲到：“是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乾隆十四年(1749年)，第一次金川战争以岳钟琪的成功劝降而告终。
在第二次金川战争中，激烈的战事均发生在碉楼最为密集的地方，如勒乌围、噶拉依等处。勒乌围是大金川土司的主要官寨之一，前阻大金川河，后负高磡，地势险要，墙垣坚固，官寨四周建有战碉，有高达二十四层者，卡寨鳞栉，联络接应，备御甚严。要攻破勒乌围，就必须先扫除其四周的碉寨，而这些碉寨常常是“小起石包，复有深沟横截。贼于沟内向上放枪，迎击不绝，我兵难以超越。”“而番人之碉卡，其料皆取于近地。集众合作，不难终日而成。无论大炮轰击，未能顷刻摧坚，即幸借大炮之力，攻破一碉，贼即乘其残垒，退而复筑。”最后，清军采用“首戴柴捆，手推沙土囊，进薄磡边，层叠垒砌，顷刻成木栅三重，俯击磡下贼”的方法进攻。对于沟穴之地，则用炮轰击“，贼众之掘沟以抗者，轰击立毙”。为了攻破大、小金川土司的坚固防线，乾隆帝派遣了他在第一次金川战争后建立的健锐云梯营前往金川参战，以期收到奇效。同时选派测量技术精熟的西洋人傅作霖奔赴金川进行实地测量，设计火炮，制造出当时较为先进的火炮武器--冲天炮，助金川战事。“但官寨高大坚厚，惟仗炮力逐渐轰摧，不能不稍延时日。自当以截断后路为迅捷。今官兵所占之地，已插在勒乌围、转经楼中间。其磡上往来之路已断。但此下尚有路一条。在崖磡之下，河滩之上。而官兵欲断此道，其前复有大碉寨一座，寨之左右又联以群寨。必须攻克此处，则其余寨落既易扫净。”为了攻破勒乌围，清军花费了九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十分艰难的战斗，才向前推进了二十里的路程。可见，碉楼坚固的防御体系给清军的进攻带来了困难，于是，清廷改变了作战方式。
在采取军事打击的同时，清军对于在战争中投降的两金川民众实行怀柔安抚政策。对于各路投降的大小头人，虽然他们曾经率众舍死固守，但是很难分别出其所犯罪行的轻重，况且为数过多，又系投降乞命，不忍诛杀，便酌量分别安抚。鉴于金川与周边各土司的微妙关系，阿桂特檄谕金川邻近的各土司，告知他们一旦金川土司逃窜到各土司领地，寻求援助时，要“立即捉拿缚送……若敢容留隐匿，或纵其逃往他处，则本将军等必带征剿儹拉、促浸得胜之各省步兵、三杂谷土兵直捣尔等之巢穴，令满洲、索伦及青海额鲁特等项马兵，从西宁前进，会攻尔等。……逃到何处，即追至何处”。各土司纷纷表示：“无分昼夜送到将军跟前去，别说男人，就是一个妇女逃来，也必拿了送去”。阿桂从金川周边藏区的各土司入手，严防外部力量对金川的暗中支持，实行坚壁清野，孤立金川土司的势力，更重要的是警告其他土司不要逆朝廷意愿而行，否则金川土司下场即是其未来，致使“贼众乘间出寨，掘草根食之，饥饿窘迫如此。”到乾隆四十(1775年)年七月，清军兵分两路，从河(大金川河)北、河南形成合围之势，四面合攻勒乌围官寨，大金川土司的兵将开始尚进行一些抗拒，但当见清朝官兵从四面涌入，遂溃散而逃。清军从投降的民众口供中得知金川人“已饿死了一半，只是促浸(即大金川)有田地的人还略有些口粮，也将就吃不了一个月，就是土司的粮食也不够两月了”。如此看来，大金川土司在清军四面围攻，坚壁清野的战术下，到了内忧外患，军心涣散，走投无路的境地。清军因此取得了第二次金川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金川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清廷吸取了第一次金川战争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有别于上次战争的战略、战术。战略上，清朝中央采取恩威兼施的政策，在武力威慑下实行怀柔，一方面尽力安抚来降的土民，以动摇军心，瓦解力量;另一方面则利用强大的武力，镇压反抗的土司、头人等。在战术上，采用坚壁清野的政策，围困抵抗清军的金川土民，使其内部因粮草、弹药、武器等的匮乏而出现人心涣散，丧失战斗力，即从内部消耗金川土司的力量。同时，调遣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特种部队--健锐云梯营，专门攻打碉楼，并以火炮为主战武器，充分发挥火炮的威力，在火炮轰击的掩护下，发挥健锐云梯营的特长，从四面多路围攻，对金川土司施以打击。在这样的战术下，尽管清军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消耗了大量的银两，付出了一定的人员伤亡，但是最终攻破了高险坚固的碉楼，取得了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