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系列”之五——唐太宗、唐玄宗（3）
核心提示：630年（贞观初年），李靖在碛口（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突袭突厥并大败之，解决了大唐集团老总李世民的心腹之患。此战，先锋正是折冲都尉苏定方所率200府兵出身的骑兵。[2]值得一提的是，苏定方原是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麾下将领，当年曾设计射杀李世民麾下猛将罗成。不过，李世民不仅没有杀掉苏定方，还加以重用，足见其胸襟。事实证明，李世民没看错人。后来，尽管高宗李治远不如他老爸李世民英敏神武，但竟然完成了李世民未能完成的事业——灭高丽，而统兵灭棒子的牛人，正是苏定方。
上回说到府兵打仗要自带家伙，虽然显得李世民吝啬了些，不过也有好处——打仗是要搏命的，所以自己买装备的时候，当然要挑好的。而且，府兵也十分争气，为李世民挣足了脸面。按照唐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李泌（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说法，唐军在北方能够搞定东突厥，在西面能够摆平西域，离不开府兵的贡献：[1]
突厥形象（图注）
630年（贞观初年），李靖在碛口（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突袭突厥并大败之，解决了大唐集团老总李世民的心腹之患。此战，先锋正是折冲都尉苏定方所率200府兵出身的骑兵。[2]值得一提的是，苏定方原是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麾下将领，当年还设计射杀了李世民麾下猛将罗成。不过，李世民不仅没有杀掉苏定方，还加以重用，足见其胸襟。事实证明，李世民没看错人。后来，尽管高宗李治远不如他老爸李世民英敏神武，但竟然完成了李世民未能完成的事业——灭高丽，而统兵灭棒子的牛人，正是苏定方。
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军大战吐谷浑，果毅都尉（折冲府二把手）席君买率府兵出身的120精骑击败对方优势兵力；[3]
645年（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之战，折冲都尉（折冲府一把手）曹三良率府兵出身的10余骑直压新城（今辽宁沈阳东）城门；[4]
……
击灭突厥的大唐前锋官苏定方塑像，他后来又率军灭了高丽（图注）
府兵是兵与农的“合体”，但从时间上说，主体是民（毕竟一年3/4的时间都拿锄头），训练时间有限，军事素质不如职业化部队。但府兵在唐太宗时代战绩不俗，这是为什么？
首先，唐初府兵的兵源基础和训练水平不错。李世民规定府兵的服役年限为21-60岁，这就意味着为李唐打下江山的老兵们还能继续做贡献。这帮人身经百战，实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同时，李世民还为府兵定下较高的训练标准，使老兵水准不降，新兵水准上升。史载，一般力士的头等标准是负重630斤，走50步；其次是引弓240斤，弩射及230步，4发2中；单弓弩射及160步，4发2中。步兵骁健之士的标准是“左持粮，右持械，日越七百里。”[5]
渭水之盟本是“城下之盟”，画中倒成了李世民趾高气扬，恐怕不实（图注）
其次，唐初危机重重的外部环境逼得唐太宗必须长怀忧患意识，保持府兵战斗力水平。李唐虽然取代了杨隋，但外部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东突厥。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说：“在唐代初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内的敌手，而是来自一个外族政权——东突厥人。”[6]这个游牧民族如果想灭掉李唐，理论上完全没问题。唐高祖李渊开国后，本已遣散赖以起家的关中部队，但由于突厥威胁太大，又重新召集回来，还是难以御敌，于是考虑迁都，以避突厥锋芒。到唐太宗时代，情况仍无多少好转。627年，李世民即位不久，颉利可汗就率20万大军杀向长安，猛将尉迟恭也挡不住，被人家一路打到渭水边，李唐首都暴露在突厥兵锋之下。要不是李世民亲自出面，给了许多好处，长安恐怕就换主人了。所谓“渭水之盟”，不过是官史遮羞的说法，其实就是“城下之盟”。
李世民刚上台，突厥就欺负上门，来一个下马威，搞得他很没面子。因此，李世民将“渭水之盟”视为奇耻大辱，深知如不自强，突厥还会上门，冲到长安家里打砸抢烧。因此，他经常在宫内教习骑射，还对卫士们进行思想教育：“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7]
好兵有了，忧患意识有了，要打败强敌，还差一个重要因素——出色的统帅。刚好，有两个超级牛人……
下集预告：李世民如何评价自己的军事才能？兼与李靖比较
[1]（宋）王应麟：《玉海》（卷138·兵制3，引邺侯家传），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原文为：“贞观中北灭突厥、延陀，列州府至瀚海，西取龟兹等城廓诸国，置二庭，尽臣西域君长，灭吐浑，已而复之，降羌党项为三十六州……亦府兵也。”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3·列传第33·苏定方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879-1880页。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6·唐纪12·太宗贞观十五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67页。
[4] 《中国军事通史》（第10卷·唐代军事史·上册），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53页。
[5] 《中国军事通史》（第10卷·唐代军事史·上册），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
[6]（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唐纪8·武德九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1921页，第6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