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几年？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于公元755年至763年所发生的一场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耽于享乐，使国政先后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又放任边地将领拥兵自重，安禄山任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军权在握。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发动兵变，翌年就攻入都城长安，安氏称帝。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皆采以守势，但不为杨国忠所接受，被迫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唐玄宗逃入四川，到了马嵬坡途中六军不发，有将领请杀杨国忠与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灵武，在今宁夏灵武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及后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在唐军的收复下，另一叛将史思明投降。
758年，由于朝廷一项暗杀史思明的计划外泄，史思明发动兵变，杀安庆绪并称“大燕皇帝”。至761年，史思明被其儿子史朝义所杀。翌年，唐代宗继位，并从叛军中收复洛阳。最后史朝义被李怀先逼迫自杀，八年的安史之乱结束。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起因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星期二)，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节度使之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十五万士兵，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安史之乱重点人物
*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 安庆绪：安禄山之子。
* 史思明
* 史朝义：史思明之子。
* 高仙芝
* 封常清
* 哥舒翰
* 陈玄礼
* 郭子仪
* 李光弼
* 许远
* 张巡
* 颜杲卿
* 鲁灵
* 张介然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 唐末藩镇割据形势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廷”，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 书本《安史之乱》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 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第五，安史之乱，促使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四海南奔似永嘉”。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