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此时，中国大地上尚有数百万的日军和日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战区(不包括东北三省)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共计200.16万余人。加上后来沈阳日侨联络总处统计的东北待遣返日俘、日侨约110万人，整个中国的日本人总数在310万以上。这是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对于这些日本人，国共双方都曾加以使用。
蒋介石命令日军替他占好地盘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企图利用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手下的百万日军，“保持现有态势”——拒中共武装部队于敌占区之外，将日军所有武器装备及沦陷区一切，悉数为他的军队所接收。为此，蒋介石通告各战区，重点在于警告日伪军，不得向国民政府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并对伪军策动反正，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控制要点要线，以待国民党军到达。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大量军队部署在西南后方，向日伪主要占领区的华东和华北调动需要时间，而中共则因其敌后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直接相邻而有先机地利。这样，如何确保能够顺利接收收复区，不使中共因其地利而抢先接收，便成了国民政府即时因应战后时局的当务之急。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的形势，等待其接收军队到来。
8月18日，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并特别要求日伪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擅自投降，“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本此精神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这就意味着蒋介石希望日军帮他暂时守住华北和华东，等待国民政府军队的接收。
9月10日，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仪式后首次召见冈村宁次，再次强调日军一切武器必须完整交给指定部队。冈村宁次表示，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为防止中共军队在国民政府军队到达北方之前获得先机。何应钦尤其要求日军注意保持地方秩序，他命令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希望日军继续维持秩序，保证将一个完整的华北交付给国民政府。
除了利用日本战俘为其占好地盘，蒋介石还为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甚至聘其为顾问。日本投降后，东条英机等战犯在东京落入法网，但国民党政府却照样承认败军之将冈村宁次的指挥权，并给予其优厚待遇以表示“亲近”、“友好”，使其为己所用，结成反共盟友。蒋介石还向冈村宁次咨询长江防务问题，1948年12月7日下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把冈村宁次请到其私宅，就“共军渡江”请冈村宁次“发表高见”。冈村宁次根据自己长期以来对长江下游军事要地的研究，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毫不客气地操起教鞭，指指点点，滔滔不绝地陈述了有关防守长江的意见。汤恩伯频频点头，他的参谋人员则一一用笔记下。1949年元旦，汤恩伯还携带礼品向冈村宁次祝贺66岁生日，并再次与之交换了关于江防的战略战术。蒋介石退居台湾后，派人前往日本意欲聘请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在冈村宁次的帮助下，蒋介石以10万美金的巨款，在日本招募了98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将校组成“白鸿亮团”，前往台湾训练国民党军队，协助蒋介石重建反攻大陆的武装，制订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1961年6月17日，冈村宁次以日本军事顾问团总负责人身份秘密前往台湾，后来蒋介石又聘请其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特级教官。与那些被绑赴刑场、验名正身后被枪决、被送上绞刑架的战犯相比，冈村宁次的运气的确是好得多。
阎锡山组织六千人“日本纵队”
早在抗日战争尚未结束时，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睬四郎和参谋长山冈道夫就有意与阎锡山合作，在战争结束后继续留在山西，出面运作此事的是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人。希望借助日军抢夺抗战果实也是阎锡山的希望，日军能“残留”山西，正合他的心意，所以当1945年8月15日到来之后，“阎日双方便迫不及待地将日军残留山西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经过阎锡山代表赵瑞、日军第一军代表岩田清一(城野宏的翻译)大约一周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1. 日军响应阎锡山的提议，将日本军人改编成部队，置于阎锡山指挥之下。其方法是以日本人自愿为原则，办理就地队伍手续，完成日本方面的复员程序。2. 对留用的日本军人，阎锡山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日军现有级别基础上，提升三级。3. 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在营外居住，其待遇以招聘者优待。4. 合同期暂定两年，由阎锡山负责归国事宜。同日本恢复交通时，给予从日本家属来山西或给家属寄钱等方便。特别欢迎残留日军同中国妇女结婚。
为落实协定，日、阎双方在太原海子边的“日华俱乐部”成立了专门组织，研究编写残留日军的策略，并付诸实施。阎锡山认为日中双方“志同道合，共谋其事”，所以亲自为这个组织起名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由山西省政府秘书长梁延武任主任，岩田清一、城野宏等人担任要职。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城野宏命日伪军就地驻防，确保占领区，迎接阎锡山的到来，“万勿将防地让给共军”。当然，并非所有在山西的日军都愿意留下来，其实大部都已归心似箭。城野宏想尽各种方法劝说名义上已经成为战俘的日军及在华侨民继续留在中国，他极力宣扬所谓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日军残留山西的目的和意义，要日本人“卧薪尝胆，为了复国而残留”。他甚至派人到河北和北京，煽动那里的日本人残留山西。最后大约有2600名官兵被编入阎锡山的部队，还有技术人员和家属，共约6000人。阎锡山对所留用的日本士兵，不但发双饷，而且后来一律晋升为少尉或中尉。
阎、日合流使得中国境内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即日军投降一两年了，依然看得到打着太阳旗的日军在活动。直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晋中战役中，阎、日联军被歼达7万余人。加上在山西临汾和忻州两地被歼灭的日军，残留山西的日军死伤、被俘过半，几近覆灭。剩余的残留日军作垂死挣扎，甚至惨无人道地对解放太原的解放军使用了名为“联二苯”的毒气弹。但随着太原的解放，最后残留山西的日军彻底覆灭，城野宏等日军高层军官全部被俘。
日本战俘协助解放军
不单是国民党方面利用日军，共产党也曾大量使用日俘。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粗略统计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人员较多。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 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东北1946年初内战爆发，急需医护人员，当时国共双方有日本侨民移送协定，后来发现，共产党方面移送过去的日本侨民不少被国民党军队留用，于是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在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战场黑山阻击战中，仅一所野战医院，三天三夜就抢救医治了2000多伤员，许多日本籍医生、护士三天三夜没合眼，吃饭都在手术台上。医院工作人员、日本人雅子回忆说：“那时三天三夜下来，每个人躺下就不省人事，累得像死人一样，看着断肢少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的伤员，马上又挣扎着起来去抢救生死与共的战友。”
许多日本关东军战俘也积极加入解放军，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45年，我东北人民自卫军第二支队解放舒兰县城时俘虏了一批日本战俘，这些日本兵投降后开始积极协助解放军。一名叫田村义男的战俘，在部队举办机枪射手训练班时任教员，表现非常积极。他耐心细致地讲原理、做示范，很受战士欢迎。田村不仅积极搞好射手教学工作，还主动修理武器、制作枪支配件，甚至积极参加战斗。在不久后的鹿道战斗中，匪军的一个碉堡久攻不下，田村架起自己拼装的山炮，两发炮弹就把钢筋水泥碉堡打了一个大洞，匪徒们或死或伤仓惶逃窜。攻打五凤楼时，又是他两发迫击炮弹击中目标，吓得土匪缴枪投降。田村也愈战愈勇，被战士们誉为“神炮手”。不幸的是，田村后来牺牲。当时我军缴获的八八式掷弹筒常发生炸膛事故，为摸清原因，田村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实弹试验。在一次次化险为夷之后，悲剧出现了，田村身负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田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类似田村义男的日本战俘在当时并不在少数。
此外，我军最早的飞行员也都是在日本“师傅”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是关东军的王牌，他们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总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 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后来曾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后来，林弥一郎出任了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并于1985年1月率团访问了中国。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原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高度评价了林弥一郎等人为我国空军建设、为中日友好做出的贡献。
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来华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阀主义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有很多。”这些日本战俘在解放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为中日人民友好事业谱写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