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汪精卫坚信抗战必亡国灭种，且认为自己同日本签的文件算不上卖国契
汪精卫投敌的最大理由，是所谓“战必大败”，而言和之事，“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汪精卫自谓，若“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
但他又说，“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汪精卫遂从重庆出走，在1938年12月发表“艳电”，一步步成为汉奸。
汪精卫后来一再为自己的“主和”主张辩解，称“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因此“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就要“国亡灭种”，只有先“恢复中日和平”，再“确立东亚和平”，才能“复兴中国、复兴东亚”。
在汪精卫而言，他起初不仅不想做傀儡，甚至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但到了实际谈判时，他才发现日方殊无诚意，1939年12月“日汪密约”，规定中国“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皆“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陈公博看到密约后，对影佐祯昭说，这“简直是日本要控制中国”，影佐也不讳言：“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陈公博将对话内容告知汪精卫后，汪回答：“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对此他并不自信，只是声称：“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2、汪精卫口头上一再辩称欲为国家保存元气，但伪政权并没能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汪精卫一再以“卖身救国”自我辩解，汪自称投敌的目的是，“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
南京伪政权成立前，汪精卫又对追随者说，他们要“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赴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未可知”。
但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助纣为虐，协助日军压制民众、征收物资，其基层官员还横征暴敛。
仅举一例，伪县署规定办理“县民证”，收取纸张费用2角，“但官与吏上下交征，准伪县署以下区乡公所加收至每纸五角，而主办之伪员竟索至七角，最后送达差役则所取一元，如此交征，小费多于正费10倍，闭塞之乡领用‘县民证’者，更须二元三角”，如此盘剥，谈何保存“沦陷区人民之利益”?
汪精卫对组建伪政权的种种规划，乃是基于几个错误判断，其投敌前后，正是抗战最艰难时期，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美、英等国也没有开展全面援华的表示，这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相信，“日军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日美或日俄战争必不致发生”。
而当时确实也有不少人主和，除了后来追随汪精卫投敌的一干人外，所谓“低调俱乐部”中还有胡适、陈立夫、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各界名流。
加之抗日会使中共坐大的观察，汪精卫很自然地认为，主和是大势所趋，要保存中国，就只有同日本和谈。
谈判时，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以为登高一呼，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就会群起响应，到时不愁没有与日本谈判的筹码。
然而汪精卫的大多数判断都错了，汪伪政权没能招降到任何实力派人物，其建立一年多后，非但重庆等后方城市没有被占领，太平洋战争又复爆发，蒋介石“苦撑待变”的战略成功了。
汪精卫因死于日本战败前，未能留下一份详尽的自白书，但1964年突然有一篇相当于汪精卫遗嘱的文章——《最后的心情》在香港发表，对于此文真伪，至今尚存争议，然其内容实不失为汪精卫的一个“自辩”。
尤其“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一句，很鲜明地表现了汪精卫对中日战事的看法，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发生了根本改变，其投敌正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