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但是他在起义前只是一个乞丐，地位十分低下，朱元璋发迹后成为了吴王，开始大量招募天下的能人，希望他们能来辅佐自己，这时候不光有才子，也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前来。
元朝当时已经濒临崩溃，朱元璋当然不会考虑接受元朝招安。他虽然拒绝了元朝使者，但元朝户部尚书张昶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早就听闻张昶是个贤才，“昶有才辩，智识明敏，”，遇事“裁决如流，事无停滞”，是个难得的治世良才。朱元璋不由分说，软硬兼施把张昶给留了下来，授予他参知政事之职，留为己用，还高兴地对人说：“元朝送大贤人与我。”谁知朱元璋错打了算盘。张昶饱读书史，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对元朝故主忠心不二，根本不愿为朱元璋这样的“草寇”效力。虽然为情势所迫，逼不得已留了下来，但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明太祖实录》记载，他“心常怏怏”，《元通鉴》也记载他“心不忘北归”，时刻总想返回北方元朝。
但张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无拳无勇，想跑也跑不了。他对朱元璋的厌恶愤恨之心日甚一日，于是开始蓄意报复。他利用朱元璋对他的信任，决定要想方设法把朱元璋搞垮。张昶的心机也很毒辣，他多次上书朱元璋，对他歌功颂德，劝他及时行乐，还倡议他实行严刑峻法，“破兼并之家，行厉民之术”，总之就是想方设法，想把朱元璋变成一个昏君暴君，教唆他苛待压榨百姓，以败坏其形象，让他失去民心。张昶这一招，不能说不厉害，可惜用错了时候。他要是明朝开国以后上这些奏章，朱元璋志得意满之际，没准就上了套。可现在朱元璋正在励精图治、锐意图强之际，对张昶的这些建议根本不接受，对张昶开始有所不满，甚至曾经对刘基说：“此人就是个赵高啊。”开始对张昶有所不满。
张昶受到朱元璋的责罚，却依然不知悔改。明朝大将李文忠攻破杭州，抓获了一批元朝武将。《国初群雄史略》记载，张昶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放走元朝战俘，还“给以脚力，送至境上，任其还乡”。不仅如此，张昶还写了一封密信，交由元朝战俘带走，“以国事阴通”，向元朝泄露朱元璋的军情国事，已经属于彻头彻尾的叛国间谍行为。结果这封密信在途中被明军查获，张昶私通元朝也漏了陷，被关入大牢。即使到了这个地步，朱元璋怜惜张昶的才华，仍然不舍得杀他。
张昶看不上朱元璋，且不说朱元璋并不是势力最大的一方，在他眼中，对方就是个泥腿子，凭着点运气发家，最重要的是他在元朝本就身居高位，执掌天下钱粮，朱元璋又算什么呢?此外最重要的一点，这张昶最看重君臣之道，他对元朝可谓是忠心耿耿，呆在朱元璋身边，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朱元璋为了留住张昶，给了对方参知政事的职务，这个职务可了不得，相当于副宰相，为了让他真心实意的跟着自己干，朱元璋更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的招待着，还时不时的赏赐一些金银绫罗，看得他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好一阵眼红。
或许张昶是拿人家的手短，在此期间确实参与了许多制度上的建制，直到大明建立，各种基础制度仍然延用，可以说他对明朝各项基础制度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张昶始终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朱元璋对他极好，他却整天穿着一身旧衣服，效仿三国中身在曹营的关羽，朱元璋见他如此朴实，心中更是高兴，认为他作风清廉，为人端正，是不可多得的好官，要知道朱元璋吃过苦，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张昶如此做法，自然深得其心。
不过有一人却看的通透，此人就是刘伯温，张昶如此做派，他却对朱元璋说：“此人留不得。”，朱元璋问其原因，刘伯温这才说道：“他这是在为元朝守节呢!”朱元璋仍不太相信，其后在编纂“大明律”的过程中，张昶主张重刑，而刘伯温主张轻刑，双方各执一说，张昶认为，乱世当用重刑，刘伯温却认为要想发展，就要笼络民心，轻典刑很重要。
刘伯温上书：“劝上重刑法，破兼并之家，多陈厉民之术，欲使上失人心，阴为元计。”朱元璋听了刘伯温的这段话态度才有所转变，后来张昶生病，杨宪前来探望，却无意间得到了一封张昶私通元朝的书信，立马上报，朱元璋大怒，下令严查，而那封书信的背面张昶写了八个字：“身在江南，心在塞北。”最终朱元璋以张昶无法被教育为由，将其诛杀，这件事要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对张昶的评价自然也不同，他信封“君臣大义”，对元朝来说是不可多得忠臣，可对天下又是一种愚忠，元朝末年，百姓民不聊生，元朝早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的这种忠心，颇有些助纣为虐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