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围绕着中央教育会会议而开展的读经“攻防战”并非“顺理成章”，而是有其曲折繁复的历史面相。这是一场并没有真正“胜利者”的战争，而“经典的消逝”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1925年末，据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力主复古，不仅办《甲寅周刊》倡导之，更在10月30日部议决定小学读经和中学废止国语。为阻止此案实施，“新文化”诸公之一——黎锦熙写了一篇名为《为反对设“读经科”及中学废止国语事上教育总长呈文》交教育部，但因11月28日“倒章运动”后章士钊去职而并未公布。
此呈文虽未能公布，但黎锦熙心中对其应是相当重视，不仅把它作为《1925年国语界“防御战”纪略》（以下简称《“防御战”纪略》）一文的部分内容在《国语周刊》上发表，后又收录在1934年出版的《国语运动史纲》中，另外《“防御战”纪略》又被著名教育人士舒新城编入了流布广泛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三册里。同时其部分内容被舒氏写入了《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一书。因此这篇看似未能“公布”的呈文实对“国语运动”和“反对读经”的历史记忆形成影响甚大。但也正因为其出炉是为了与“非国语”和“倡读经”进行“作战”，所以其回溯历史就有颇令人生疑之处，比如对宣统三年以中央教育会为中心而发生的那场小学是否“读经”的争论。
在黎锦熙笔下当时情形是：“小学课程读经，原于清末变法，科举与学校递嬗之际，旧日功令，未容多所更张，其时全国学界倡言废除。中央教育会议已有严切之提案”。这段话若套用邓之诚谈民国以来史事的话来说，其“非不实也，果细究之，不唯事情曲折，无此单简，甚且有与事实相反者，异代之后，谓之为信史不可也。谓之为非信史亦不可也。”换言之，黎氏所呈现的历史面相过于清晰和简单，属于历史记忆中的“半神话”。“全国学界”为谁？“严切之提案”内容如何？有无反对声音？实施没有？这些问题均被其一笔带过，而只是紧接一句“民国初建，南京临时政府首即布告废止读经”宣告此事尘埃落定，今后袁世凯、章士钊之流不过是一次又一次掀起“复古逆流”而已。难道在“废止读经”的道路上一切就那么“顺理成章”吗？回看各种材料显然不是这样的。
首先“全国学界”云云即可能是一幻象，其大约只能包括商务印书馆、《时报》、《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出版机构和这些报刊的编者、作者和一部分读者，再可扩展至江苏省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等趋新社团的主要成员。这一网络中人很大一部分是科举出身，且功名还不低，但他们最着力事之一却是对中小学校读经不断提出异议。光绪三十年《时报》上有人评议《奏定小学堂章程》时就提出要“毅然删去讲经读经一科”。光绪三十一年张元济也似忘了其发蒙读经的往事，在《教育世界》上提出“勿滥读四书五经”，因为在此时的他看来“往圣大义微言，髫龄之子，讵能解悟？强令诵习，徒耗丧脑力而已”。此后顾实、蒋维乔、庄俞、黄炎培等人相比张元济抱持的“勿滥读”态度更为决绝。庄俞在《教育杂志》上就直接撰文追问道“所异者，（小学堂）必强列读经讲经一科，不知何解”。黄炎培则有更奇特的逻辑，他在视察昆山小学的报告中表扬教员讲经“极清晰”，然后黄氏却说他由此越发感到“全讲经文断非小学教科所宜”！
终于时间到了宣统三年的夏天，学部召集各省与教育关涉较多的官绅参加中央教育会会议。诸多力主“废经”的人物如张元济、黄炎培、陆费逵等或预备主持、或前往参会，或趁兴旁听，都纷纷从上海赶往北京。从他们准备的提案内容看，应是已准备好将多年来积储的意见通过此次会议一举付诸实施。当时在京的常熟士人徐兆玮就在日记里说“近中央教育会正在大张旗鼓，一军国民教育，一停止奖励，皆志在必行”。
不过真到了开会之时，“志在必行”之种种其实推行得并不顺利。中央教育会究其性质为清廷学部特设的谘议机构，但开会之初，学部中人与各省所派会员就已俨分两派，各省派来人员“结为一体，专与学部人员反对”。黄炎培日记中就说“学部人员跋扈已极”！
除了与“顽固司员”、“政客”、“旧学家”等学部一系的矛盾外，各省所派会员间亦极不相能，经常是“凡议一事……有南北之见存焉。南人所倡，北人非之。北人所计，南人破之”。而且中央教育会以来自江苏的张謇为会长，张元济为副会长，但“各省会员中，惟江苏人目空一切，自视甚高，对各省人皆有鄙不屑视之意”。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各方在开会时往往激烈争夺，特别是在讨论国库补助小学经费、义务教育章程、军国民教育（学堂实弹打靶）和国语统一等案时龃龉尤多，其中尤以变通小学堂读经讲经各案为甚，对于这些提案看其内容或可见黎锦熙所说的“严切”，但“严切”之内容引发的并不是一派呼应，而是会场上的“争论甚剧”，“争议甚烈”和“新旧之争尤烈”，诸君且来看：
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五日中央教育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初等小学不设读经讲经案。倡案者直隶第一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胡家祺先登台说明初等小学废止读经的理由。四川代表吴季昌随即对此案提出反对。同时亦有代表认为应由学部编定“经”之节本供小学生讲读，意见从一开始已然分成三派。此时当天会议高潮出现，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林传甲登台演说，提出“此项功课万不可废。日本、俄国、西洋均研究中国经书。中国竟废去，是废经畔孔，是丧失国粹”；且“大声急呼，痛哭流涕，击案顿足，经一句钟之久”。与会人员皆叱责之，而林氏犹不止，导致会场秩序大乱。主持会议的张元济无奈宣布暂时休会。
到上午11点钟，代表重新入场讨论。张元济向众人指出：“适间秩序大乱，未免可惜，会场言论本属自由，但望诸君于范围内讨论真理”，并嘱办事官宣读会议规则，请众遵守。随后“废经”一方的健将黄炎培登台反击，提出小学之读经不能不废，无论从教育考虑还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此项功课均属无益。《教育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上海龙门师范的中坚人物——贾丰臻则针对林传甲所言回应说：外国无经学，不能以外国章程论。而从《大学》的朱子序看，由小学至大学皆有层次，亦未言小学即须读经讲经。只是因为明代以来注重科举，始以读经讲经为主要。曾作过南京陆师学堂的国文教习，“催泪示阻”章士钊退学的马晋义和学部代表陈宝泉则都以为：此案并非废经，不过因儿童之心理，讲读无用，故有此议。但就社会心理来说，遽然废止恐于学务上有碍，或许变通之，改为小学第三年读讲较切实际……众说纷纭后，张元济因此案重要，决定用无记名投票表决，同意提案者用白票，不同意用蓝票。结果与会会员135人，以白票81人对蓝票54人，议案得通过，“废经”一方首战告捷。
第二天（闰六月十六日）中央教育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废经”一方乘胜追击提出“高小及中学读经讲经案”，却未获通过，铩羽而回。参会的孙雄（师郑）在给徐兆玮的信中写道：“（在会议现场）弟宣读景庙时圣训（关于读经讲经者）二道，感动人心，中学及高小读经课程遂得保存，彼党于表决时大为失败”。
至闰六月二十日中央教育会闭幕，但读经“攻防战”的硝烟却并未散去，阵地由会场转移到了报刊。早在闰六月十六日当天在会场上宣读圣训的孙雄就已经意识到将有“报纸訾我”。果然“废经”一方的报刊对孙氏等如此“逆潮流而动”的行为大加挞伐。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撰文直接点林传甲和孙雄之名说“林传甲痛苦流涕，以为亡国举动。孙雄袖上谕读之，以为箝制人口之计，可笑亦可怜矣”！在陆氏看来“诸君竞言尊经”，但并不懂得“尊之之道”，“夫粱肉非味之至美者欤？然以饲婴儿，则适足以戕其生。初小之不读经，岂谓经之不美乎，亦以儿童读而不解耳。况各经之中，皆有精义，与其专读一经，食而不化，何如选择各经之精华，分别浅深，配列高中小各学年，令其能读能解”。
这是一套从清末开始趋新读书人惯用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优取劣去”哲学，孰不知天下基本没有这样的好事。同时他们还有一套在积弊和危局下逼迫出的“变法”哲学即“若谓上谕为永不可变，则祖宗之法可不变，科举可不停，学堂可不兴，学子日讨生活于五经四书足矣。何必言教育，更何必开中央教育会也”。
正是在“优取劣去”哲学和“变法”哲学的支撑下，“废经”一方在此次读经攻防战中显得占尽优势。罗振玉就回忆说：“予抗议于教育会后，侍郎于文和公（式枚）至予家，言君执义不回，至为敬佩。然彼党凶焰方张，其势力已成，抗之无益。彼党已憾君甚，请勿再其锋以蹈危险，方今同志甚少，幸留此身以有待”。
不过“彼党”虽势焰方张，但其在舆论上的霸蛮作风也让不少人对他们有所私议和腹诽。徐兆玮在日记里就不点名地回应陆费逵说：“师郑（孙雄）抗议高等小学及中学废止读经，真可钦佩。而各报馆訾嗷不已，甘为张季直之走狗，何谓舆论，直主笔胡说耳！师郑之为此，不敢谓其无所依傍，然其言则天下之公言也”。
究竟谁说的才是“公言”，在从清末开始的“道出于二”的年代里或许早已没有了标准答案。但这场围绕着中央教育会会议而开展的读经“攻防战”至少没有黎锦熙笔下所说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有其曲折繁复的历史面相。这些面相一是关于此次会议的即时观感，一则关于“读经”背后的权势争夺。
就即时观感而言，局中人或都不会对会议的过程和结果感到满意。作为“卫经”一方的林传甲和孙雄，其行动明显不合严肃会场应有之规则，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流于荒唐。不过若能了解他们采取如此行动时所背负的压力，或可以稍稍体会他们荒唐行动背后的那种无奈和苍凉。1920年，此时距离中央教育会开会已有九年之久，孙雄对往事仍念念不忘，他在自著的《读经救国论》序言中说：“光宣之交，振兴学校，醉心于欧化者，竞倡废止读经之说，不佞……悄然忧之，以为亡国之朕，曾于宣统三年六月中央教育会苦口力争。彼时强者怒于言，弱者怒于色，咸以不识时务嗤之”。这里的“竞倡”、“亡国”、“苦口力争”、“不识时务”和“咸嗤之”等语，无一不在说明“卫经”一方从清末开始即感受到的强大压力和对于强大压力的反弹情绪。
“卫经”一方倍感传统之式微和反拨之无力，“废经”一方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以张元济为例，我们透过其“战友”黄炎培的日记看去，经常发现的是“张副会长大窘”，“张副会长气大馁”等丧气情形。汪荣宝则说中央教育会末次会议，讨论未议决各件的结束方法，“颇不得要领”！（汪荣宝日记，第286—287页。）而张元济自己也在写给张謇的信中说：“（中央教育会）言论庞杂，费时尤甚。故至闭会时所议决者仅十有八案，而未及开议者尚有四十七案之多。弟因应无方，致负委托，惟有引咎辞职而已”。同时黄炎培也向汪康年表示自己“连日到会，并不劳顿，但毫无归束，心志渐懒”。
“卫经”与“废经”的局中人各困其所困，而不了解内情的局外人则只能看到双方的荒唐行动和拙劣“表演”，进而对两方皆无好感。如《申报》记者就认为此次开会代表“各怀私意不顾大局。甚至彼此谩骂，大肆咆哮。会长既无禁阻之方法。旁人亦乏和解之能力。遂至议场规律荡然无存。以视粉墨登台之剧场犹不及焉”，实在是“一场胡闹”！足见此次读经攻防战是一场并没有真正“胜利者”的战争。
就“读经”背后的权势争夺而言，正如罗志田所说“经典的消逝”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不过在让“经典消逝”的过程中，“废经”和“卫经”各方种种台前幕后的“作为”却仍是一个并未完结的话题。尤其是在长久以来的历史记忆中，“废经”的声音太过响亮，以至于其在从新求变的历史大叙述里具有绝对的优势，而“废经”一方的形象也在这些一边倒的声音中得到了充分美化。宣统元年一读书人在谈关于谘议局的争论时已发现：与张謇等趋新领袖不和不睦之人撰写的文章，上海各报就直接以“不收不录”来封杀之。此人不禁感慨“以沪报目下联合无互相反对者”，实在是“阅之乏味”！
不过时至今日，只要有心发掘，“幕后之作为”仍是可以隐约发见的。以本文主题而言，黎锦熙为何在《“防御战”纪略》中将上海方面出版界之健儿如张元济、陆费逵、汪原放、沈知方等视为其“第二道防线”，且认为防线“总司令”应从他们中间选出？舒新城又为何特地要将黎氏此文编入《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又将其部分内容写入《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一书？这些看似无奇的叙述和平淡地选编背后实都有历史和现实的深意存焉。限于篇幅，这里只谈舒新城。
1925年舒新城为编选《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曾不断地向在教育部工作的黎锦熙求助，因为他是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可谓来头甚大，能量不小。虽然黎氏未能提供给舒新城什么特别的材料，但从信件往来看两人在“废经”的态度上极其一致，而且舒氏要更为激烈。他直接把废经定义为“逆时代潮流之反动”，甚至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近来因北京的朋友们大谈读经，买得一部《读经救国论》，而一字一字地读过，我觉得而且极盼望此时有位不客气的秦始皇把今日以前之一切古书与古儒焚而坑之才愉快”！
这段话让笔者倒抽一口凉气之余，不禁想起周作人在光绪二十八年所写的一首《焚书》诗云：
焚书未尽秦皇死，复辟犹存哲士悲。
降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糜。
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
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
写完这首诗后，周作人尚要略作几句解释说“余尝恨秦皇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而几十年后舒新城的“杀气腾腾”之言已无意为自己做任何辩解。为“废经”能说到“文章自古无真理”，进而急切召唤始皇重生来焚书坑儒。而为“卫经”要求焚书的情形似也不遑多让。
1921年唐文治就已沉痛地说“秦时之书焚于有形，而今世之书则焚于无形。秦时之儒坑于可见，而今世之儒则坑于不可见”。前清御史赵炳麟则作《驴鸣》诗中有“诛文妖”一首云：
驴鸣驴鸣何莘莘，文妖树帜矜奇新。
可怜太学芝兰种，随风化为荆与榛。
君不见，飞卿湖阴句读乱，于湖作曲存其真。
又不见八代文章体渐淆，昌黎奋起复清纯。
何况既无句读又无体，立言制行乖人伦。
愿借始皇坑一万，坑驴尽作劫灰尘。
在温州的一个地方读书人也写过一首类似的五言诗道：
俚言当学说，谣谚师村民。
青年饮狂药，敬礼比河汾。
校校皆读此，声势哄如狺。
恨不遇秦皇，尽付烈炬焚。
永无谬种传，庶可慰苍旻。
“废经”抑或“卫经”何以至此？从宣统三年的读经“攻防战”或许已告诉了我们一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