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朝末年的奢侈腐败的高官，大家可能会想到和珅，的确如此，和珅所贪据史料记载时国库的好几十年的收入，怪不得嘉庆帝一上位就把和珅给安排了。当然还有庆亲王奕劻。奕劻确实很贪，有“晚清第一贪官”的称号。其实，除了奕劻，另一位晚清重臣也是奢侈腐败的典型，此人就是那桐。和和珅,奕劻相比，那桐的知名度略低，熟悉他的人不多。
叶赫那拉·那桐（1856—1925） 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字琴轩，一字凤楼，叶赫那拉氏，满洲内务府镶黄旗人，举人出身，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
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并兼任过京师步军统领和管理工巡局事务。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慈禧西逃，那桐充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议和。《辛丑条约》后，任专使赴日本道歉。清帝退位后，迁居天津。
在刚刚当小官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顺利，但是工作中的他，特别努力，在岗位上也是尽职尽责，可以算的上是当时的好官了，直到后来，他得到了恩师的赏识，于是就得到了提拔，因为他当时对待工作的态度和认真的程度，让他的恩师非常的认可他这个人，后来他也十分的感谢这位帮助他的恩师，在没有多久之后，他的恩师由于遭到别人的诬陷，最后被罢官了，他在遗憾中告别了他的恩师，但同时，他也看清了仕途这条路应该怎么走，才能在人生上有所成就。
就这样，他看中了朝中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那就是十分得太后信任的一个人，相当于太后的走狗，这个人当时在朝中的官职还是非常高的，但是，他非常的贪财，所以那桐就利用了这一点，每次去见这个人的时候，一定会好好准备一份礼物，最后，那桐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到了这个人的重视，从此以后，在仕途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还成为了太后身边最信任的人，包括后来的出使谈判，还有我们国家与国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都是那桐去完成的，在那时候，那桐也知道我们的国家快不行了，所以也变得非常贪财起来，和以前刚刚做官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这时候的他眼里只有权力和钱财。
当时有位亲王也是十分的贪财，那桐用对付太后的走狗那一套去对付这个亲王，方法也是如此的有用，很快就与这位亲王结成了好朋友，为了能够在仕途上走的更远，那桐居然完全忘了自己原本进入官场的理想，与这位亲王一起陷害当时的很多官员和与他们为敌的人，做了很多坏事，从此以后，他与那位亲王也无异了，都成了贪财的官场小人。
终于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拥有很大很多的权力，拥有很高的地位，拥有很多的金钱，在朝廷中，有太后帮助他，谁也不敢动他，在贪污的时候，还有这位亲王的帮助，自己以前的二十多年勤奋努力的工作都没有得到这些，可是现在的到了，虽然方法十分的恶劣，但是，他最后还是得到了他现在所追求的一切。
那桐的生活到底奢侈到什么程度呢？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体会他的奢侈，咱们分条缕析地来盘点一下：
那桐的豪宅位于金鱼胡同，这座宅邸始建于光绪十二年，也就是他中举人的第二年，经过多次扩建而成。这是一座横向并联七跨大院落的庞大宅院，总占地面积达到罕见的25亩之多。整个宅院约有300多间房屋，几乎占了半条胡同。豪宅里的“那家花园”以“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师，是清末民初达官显贵的聚会之地，在很多文人的笔记中都有提及。
晚清达官显贵都以能玩洋物为荣，甚至成为是否处于上流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那桐对西洋玩意儿非常痴迷，他和那些用洋玩意儿装点门户的官员不同，他是把洋物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摆几样自鸣钟、钢琴等已经是稀松平常，那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洋物，他家全都有。
比如照相：那桐非常“臭美”，经常要拍照，个人照、家庭聚会照、外出活动照等等一应俱全，已经达到了无事不拍的地步。后来，拍照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兴趣，他又开始用胶片录像，当时称为“录胶片”。要知道，这可是非常烧钱的爱好。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普通官员是根本承担不起的。
除了照相，那桐还在宅邸安装了电话，经常带着家人去吃西餐，甚至还买了汽车。如此奢侈的生活，在当时的高官中也不多见。
晚清时期，宴请是官员的必备项目。但是像那桐那样频繁的，并不多见。那桐喜欢写日记，生平留下了一部《那桐日记》。从他的日记中看，那桐几乎每天都在赴宴、宴请、听曲中度过。比如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他宴请别和自己赴宴的天数竟多大19天。
那家宴请，可不光是吃饭那么简单，还要唱戏，往往一唱就是三四天。那家的戏台，其富丽精致在京城的府邸中也不多见。当时，京城的各大戏班经常出入那府、京城的各大名角都是那家的座上客。这些宴请，花出去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除了喝酒听戏这些摆得上台面的活动外，还有些更加私密的活动。男人的酒局，怎么可能没有美女呢？于是，招歌妓就成了那桐和他的“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像“晚约伦贝子、傅小峰晚饭，招宝金、宝玉两歌妓”的记载，在《那桐日记》里比比皆是。
那桐写日记，前后坚持了36年。在这本90多万字的日记里，他绝少出现失望、反思、心灰意冷等负面心情。相反，他的日记里都是兴致勃勃、心满意足的高兴劲儿，并且几乎没有反思过国家、民族的命运。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他只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的官僚，而非关注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的政治家；他是大清的蛀虫而非国家的脊梁。
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那桐前往天津，在那里买了一块地，盖了栋德式楼房，一家人迁居天津。但是仍旧时常回北京的金鱼胡同居住。这年7月，那桐患中风，身体日渐衰老，病重的时候连日记都不能坚持写，而要别人代为书写。1925年，那桐病死在北京金鱼胡同居所内，享年六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