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重文，政府求贤若渴，打破唐科举录取之例，将皇恩覆盖到落榜生阶层，推出了“特奏名”制度。科举考生，落榜并不可怕，只要年复一年地坚持考，考上十年八年，极有可能被取为“特奏名”，赐予功名，终生享受俸禄。
传柳永父柳宜、叔柳宣、兄柳三复柳三接、子柳涚、侄柳淇均为进士。柳永却于景祐元年(1034年)年近半百才赐进士出身。图为戴敦邦的《柳永·雨霖铃》图
1、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减少落榜生
在唐代，每年各科考试录取者不超过50人，甚至常常是一二十人，实在是少得可怜。而急需人才的宋初，政府把录取的名额扩大了十倍甚至二十倍，通过科举考试而授予官职者甚众。
太宗在位21年，由科举授官者近万人，年均500人左右。仁宗在位41年，三年一举，共13举，以进士科入仕者4570人，平均每举取351名左右。徽宗在位时，平均每举取680余名。而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至端平二年(1235年)，35年间共取士5917人。
仅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就录取进士190人、诸科207人，在10-15举未考上者取“特奏名”184人，计581人。学子们只要勤奋好学，总会有出头之日。
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已录进士28人、诸科100人，人数少了些，引来了抗议。太宗干脆让未录取者进行复试，再录了700余人，为正榜生的五倍多。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恐怕是录取最多的一次：进士409人、诸科430人、“特奏名”900余人，计1800余人。《宋史·选举志》评曰：“较艺之祥，推恩之广，近代所余未有也。”
录取多了，不好安置。于是，仁宗规定：“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但这个规定后来被逐次突破，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录850人。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录987人。这对读书人来说，招得越多，落榜的概率就越低，吃皇粮的概率也就越高。
2、太祖同情屡屡落榜者，推出“特奏名”
自隋唐始，科举已成了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读书人年复一年地参加科举，总还有许多人难以被录取。宋朝对这些屡屡落榜者给予了特别关照。开宝三年(970年)，太祖特诏赐贡士(解送礼部应试的举人)、诸科连续15次以上未录取的106人，授予本科出身。
宋人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中说，太祖特别同情这些人，说他们“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认为如果国家不用他们，他们就被废弃了，这多可惜!
兴国二年(977年)，太宗下诏取184名“特奏名”后，恩科从此开始。此后，凡省试多次落第者另立册上报皇帝，恩准他们参加殿试，评出等第，赐予进士出身或相应官衔。这些人称为“特奏名”。
后来，“特奏名”的条件渐宽，至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下诏：“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载，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儒在特奏名殿试策问试卷写道：“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便被“特给初品官，食俸终身”。
喊几声“万岁”，就能做官吃俸禄，以致“特奏名”考生比正式考生还多。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殿试正式考生为140人，“特奏名”却多达900余人。《宋史·选举志》载，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御试得正名奏四百人，特奏名五百三十一人”。这种特恩，无疑拓宽了读书人的仕进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