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遭受金兵强暴和蹂躏,被俘贵妃公主不如娼妓,堪称中国史上最耻辱的女俘。朱皇后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族的女性的尊严,选择了以死抗争。这段历史是南宋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金羊网综合相关史料,刊文详叙了北宋亡女俘所遭遇的凌辱与凄惨的命运。
北宋末年,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了汴京城,为了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竟以上万名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为抵押品,明码标价地抵押给了金军。在金军的营寨中,她们遭到强暴和蹂躏。北宋政权灭亡后,金兵北撤,这些女性在金军的押解下随同北迁,在途中历经磨难、大批死亡。到达金国都城上京以后,她们被遣送到供金国君臣享乐的洗衣院、金国皇帝的各大御寨,赏赐给金军将领,甚至流落民间,被卖为奴、娼。
“靖康之难”是北宋灭亡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着眼于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对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研究很少涉足。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史料匮乏。中古时期,女性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书中有关女性的记载都是经过掌握话语权的男性选择过后的结果。
为了掩盖“靖康之难”中大量宫廷、宗室妇女遭到凌辱及在金国为奴、为娼的屈辱历史,减少执行投降政策的压力,南宋高宗禁止私人修史;而传统史家为“尊者讳”,在史书中极力回避这一问题,如《三朝北盟会编》中虽然反映了民间女性所遭到的金兵侮辱,有关宫廷和宗室女性的遭遇却不见记载。尽管官方数据极力掩盖、回避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披沙拣金,仍能在残存的南宋人笔记中找到可以信赖的史料,由南宋人确庵、耐庵编定的《靖康稗史》就是一本被人长期忽略、极具史料价值的史书。该书辑录了当时尚存的七种笔记,其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五种笔记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宫廷宗室女性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其内容可与《宋史》、《金史》互证,且能补正史之不足。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宋、金双方的记载,作者们大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由于该书不属于传统史学观念认定的正史范畴,其史料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本文立足于对这些尚未开发的史料的甄别使用,力图廓清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从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第二次包围京城到靖康二年四月张邦昌伪政权建立前,宋徽宗、宋钦宗及北宋官员一直幻想不惜任何代价、通过斡旋方式保留政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双方达成协议,该协议规定:(金国)准免道宗(宋徽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宋宫廷器物充贡;准免割河(黄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公主)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匹两贡大金;原定亲王、宰相各一人,河外守臣血属,全速遣送,准俟交割后放还;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附加条件是:“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从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开始履行以上协议,按照金人的要求向金军营寨输送女性,最早送去的是蔡京、童贯、王黼家的歌妓各24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作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斡离不)寨。史载,福金帝姬见到斡离不后,“战栗无人色”,斡离不下令奴婢李氏将福金帝姬灌醉,乘机对其实施强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军统帅蹂躏的宋朝公主。
尽管开封府官员刮地三尺,却无法满足金人的索求。为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开始拿妇女抵债。开封府官员除对照玉牒将宫廷、宗室妇女全部押往金营外,还搜括京城民女甚至已经嫁人的宫女充数。这些被强行抓来的女性“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为了邀功,竟“自置钗衫、冠插、鲜衣”,将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五千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金军。以胜利者自居的金军从选送的五千名女性中“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当然,被淘汰的两千名女性应属于被金兵糟蹋后由于身体虚弱等原因不便带走而已。
由于无法满足金军索要的金银数目,宋徽宗和皇室成员也没能逃脱这场噩运:二月初七日中午,在金军元帅粘罕、斡离不和上万名骑兵的严密监视下,宋徽宗率妻妾、子婿妇、女奴婢从皇城络绎而出,经内侍指认点验后,“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宫以下,骑卒背负疾驰”。在交接过程中,金兵对其行李也进行了严格检查,凡金银玉帛“不许带往南熏门交割”。随后一些躲藏在民间的宫廷、宗室女性也被金兵陆续搜出,除了死去的女性需要特别注明外,任何与皇室有直接血缘关系哪怕是年仅一岁的儿童都在被掳之列。据《靖康稗史》之三《开封府状》所保存的少量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女性资料统计,这些女性的平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
最终金人选定嫔妃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其中皇帝妃折钱加倍,共折合金13万4千锭;嫔御98人、王妾2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近支宗姬195人,共折合金22万5千5百锭;族姬1241人,共折合金24万8千200锭;宫女479人、采女604人、宗妇2091人,共折合白银158万7千锭;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折合白银66万4千2百锭;贵戚、官民女3319人,折合白银33万1千9百锭。以上妇女共折合金60万7千7百锭、白银258万3千1百锭。
即便如此,除去已经缴纳的金银数目,北宋政府还欠金人“金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锭、银八十七万一千三百锭”。这11635名被出卖的女性分别被关押在青城寨(原大梁城南五里,今开封城南)、刘家寺(今开封城外东北)两个金军大营。在所有北迁的女性中,朱皇后最具有反抗精神,她的这种刚烈行为其后还得到了金人的褒扬。金世宗下诏称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追封她为“靖康郡贞节夫人”。这无疑是对徽、钦两位皇帝和大多数女性苟且偷生的最大嘲讽。
宋徽宗在世的21名公主中,除死于刘家寺的保福帝姬、仁福帝姬和贤福帝姬3人外,富金帝姬被真珠大王强迫为妾、惠福帝姬被宝山大王聘为妾,剩下的16人中没入洗衣院的9人、遣送到各大营寨的6人、云中御寨者1人。
宋徽宗的皇后皇妃5人,郑皇后和其它3位皇妃一同和宋徽宗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伊兰县),韦氏流落洗衣院。嫔位的31名女性中,4名移居额鲁观寨,4名移居萧庆寨,3名移居葛思美寨,其它20人随宋徽宗第四批北行,3人生子,其余人员情况不明。其它封号的108人中,其中婕妤、才人、贵人、美人41人,先入青城寨,跟随第五批北行,曹小佛移居葛思美寨,到燕山以后,新王婕妤等5人归宋徽宗,其余35人居燕山御寨,至上京以后此35人又被分散,奚拂拂等10人入洗衣院,莫青莲等21人分别入斜也、讹里里、达赉、、母、希尹、兀术及诸郎君寨,邱巧云等4人死于途中。至于国夫人、郡夫人、夫人封号者67人,李春燕被金人赏赐给张邦昌,陈桃花等4人归真珠大王寨,郑佛保等4人归宝山大王寨,霍小风等2人归高庆裔寨,郑巧巧等2人归余余寨,王猫儿等4人归兀室寨,费兰姑等4人入娄宿寨,沈金男等2人归刘思寨,韦月姑等44人第七批北行,途中死亡11人,其余33人归云中御寨。
靖康之难,北宋女俘遭凌辱这段历史,是南宋人难以起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除柔嘉公主随宋钦宗至五国城外,其它29名皇孙女,死于寿圣院及途中的14人,过沼泽地时被水淹死的4人,没入洗衣院的6人。剩下的5人中,肃王的女儿玉嫱被封为帝姬,景王的女儿嫁给了韩昉的儿子,益王的女儿嫁给了克锡的儿子,其余2人下落不明。
宋钦宗1后1妃,朱皇后死于上京,朱慎妃随至五国城。10名有封号的姬妾,其中4人入真珠大王寨,卢顺淑等4人入宝山大王寨,郑庆云等2人到燕山以后归宋钦宗,流落至五国城。另外作为奴婢封职的27位,其中6人途中淹死,1人自刎,2人病死,顾顽童等3人归宝山大王寨,杨调儿等2人被赏赐给真珠大王,朱淑媛等13人入洗衣院。
34名皇子妃中,第二批北行者5人,3人发配到洗衣院(其中高宗皇后邢氏、田春螺死于洗衣院,朱风英后至五国城),1人配真珠大王,1人封绍兴郡夫人。第三批北行者1人,先入宝山大王寨,后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梴。第五批北行者28人,入洗衣院者9人,其中4人于天眷十三年迁往五国城,另外5人死于洗衣院;被遣送到各大营寨者10人,赐给伪相国李浩为妾者1人,另外8人无考。可见,在34名皇子妃中,除8人下落不明外,绝大多数女性仍然被遣送到各大营寨(12人)和洗衣院(12人)。
史书留下的有关宗室记载,惟有燕王赵俣、越王赵偲、义和郡王赵有奕三支。其中燕王妻至五国城,妾2人入洗衣院,儿媳4人、女儿及孙女6人中,只有女儿赵飞燕被封为次妃,其余下落不明。越王赵偲,妻殁于韩州;妾2,1殁于燕山御寨,1殁于洗衣院;儿媳6人,女儿3人,孙女1人,其中女儿檀香入宫为夫人,儿媳陈艳入兀术寨,其余下落不明。郡王赵有奕妻殁于道由于宗室女被没入洗衣院或分给参加侵略战争的金军各级首领,她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金国一个铁匠竟以“八金”的价格买下一位兼有“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三种身分的女性。这些女性“甫出乐户,即登鬼录”,命运大致相同。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对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瓜分中,获益最多的是金朝统治者。首先是金朝皇帝,占有被送到洗衣院和各大御寨的女性;其次是发动战争的军事贵族,粘罕、斡离不在离开北宋都城前身边女性已达百人以上,到上京以后,他们又参与了对押解到上京妇女的再分配;再者是参加战争的各族军事首领,据以上有限、具体的数字统计,遣送到各大营寨的女性:额鲁观寨4名,萧庆寨4名,葛思美寨4名,真珠大王寨11名,宝山大王寨12名,高庆裔寨2名,余余寨2名,兀室寨4名,娄宿寨4名,刘思寨2名。
随着南宋抗金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宋金议和的进展,这些被掳女性的处境稍有改变,少数宗室女性被召入金国的皇宫,也有一些女性嫁给了金国贵族,还有个别女性作为金国的友好使者远嫁异域,如在金国出生的全福帝姬嫁给了西夏国的李敦复。就整体而言,除了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伴随宋徽宗、郑皇后、邢氏的梓宫南归的宋高宗的母亲韦氏外,其它女性全都留在金国。正隆六年(1161)七月完颜亮南侵之前,杀掉辽朝后裔耶律氏和宋朝子男130余人。此时距“靖康之难”已30余年,从年龄上推算,这些女性大多已经在30在50岁之间,最小的也在30岁以上,她们或已客死异乡,或已人老珠黄被人人弃了。
“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人难以以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噩运。如何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住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