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的北京城，却被一场“倒春寒”所笼罩。突如其来的政治批斗，将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推向了风暴的中心。代行国家元首职能的慈禧太后，坚决要求恭亲王下岗。
这是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四个年头。双方把政治盟誓写在了年号“同治”之上，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同志”难“同治”
这场风波来得似乎有点突然。
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訢 “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莫非真是书呆子犯了痰气?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国家机关混到高级笔杆子的级别，蔡寿祺当然有几把刷子。大清官场如赌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风险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买入政治原始股。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只是名义上的代理国家元首，实权都握在恭亲王手中，太后们的确如同乏人问津的冷门股。蔡寿祺逆市操盘的算盘打得并不坏：恭亲王乃当朝显贵，投怀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长队，与其锦上添花，不如给另一家雪中送炭，烧烧太后的冷灶。何况，如今已经熬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及英法联军的外患，也不怕窝里折腾一下了。
慈禧太后当然明白，权力争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蔡寿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赶紧唱戏，并且雷厉风行，两天内就宣布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在一片和谐至上、理解万岁的欢呼声中，这场持续了39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大清政坛终于换了老大，牝鸡司晨的新时代开始了。
“风暴中的芦苇”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之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harpers)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下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是几乎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
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尽管几番沉浮，恭亲王却一直是同治、光绪两个时代最有势力和实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线、三线，他的影响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内政外交。那些在日后的史书上远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从官场的刀光剑影中幸存下来，而他大力提倡、呼吁并身体力行的改革，不仅体现在30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也体现在随后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
恭亲王的“芦苇”个性，也证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权力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一介布衣、一个“群众”，只要有足够的影响力，照样能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等等，也都几起几落，却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旗帜与方向。
被湮没的舵手
当然，芦苇毕竟只是芦苇，而非参天大树。
在这场风波中，本是参天大树、亦有资本可继续成为参天大树的恭亲王，最终选择了成为芦苇的命运。风波持续39天，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颠颠地去做检讨，这足以证明他内心的痛苦挣扎。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还原他当时的心态：是顾全大局还是爱惜羽毛?是厌倦内斗还是害怕对抗?
从此，恭亲王从“同治”公司的缔造者、合伙股东降级成为职业经理人、高级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个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个优秀得几乎无懈可击、小心谨慎得无可挑剔的人，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点。曾经风采四溢、棱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后面的帘子上，在展现超强行政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的同时，展现了萎靡得如同太监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软，奠定了一个操盘手、一个管家、一个技术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谨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脱生前被清洗、身后被注水的命运。由恭亲王倡导、推动并亲自操盘的大清改革，无论深度、广度还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恭亲王主导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救亡与启蒙、御侮与内治、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扩大执政基础与维护执政地位等等，举凡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出台、推进，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保全、发展。但是，因为现实政争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被逐出权力中心后，他作为“老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长期的、持续的、人为的矮化、淡化及边缘化。
慈禧太后显然更乐于让恭亲王的亲密战友、属下、学生李鸿章，装点改革的门面，这不仅是因为“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伟身高和“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机智灵便，更因为李鸿章无论获得多么崇高的地位，也还是安全、可控的。
当李鸿章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看做中国改革的旗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恭亲王指挥的航船上，李鸿章只是一个桨手而已;当后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鸿章是大清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人们的确忘记了，在恭亲王的设计工作室内，李鸿章只是个描图的学徒而已。而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整个晚清历史被有意识地妖魔化，恭亲王更被忽视。
恭亲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后海边上，如织的游人中，多是来此瞻仰和珅故居，沾点财气与福气，很少有人关心“慈禧太后的小叔子”。一部有关恭亲王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有名角压阵，似乎并没受到票房待见，“一生为奴”的标题略显刻薄，倒也还算符合大多数人的观感。
似乎是作为另类导游词，在整修如故的恭王府内，居然在墙壁上还能清晰辨认出斑驳的红色大字标语：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
清宫秘史:江南名医为慈禧太后打胎的真相
咸丰十一年，即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还是皇后的慈禧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辛酉政变”。于是，一生以“凤在上、龙在下”为追求目标的昔日兰贵人果然摇身一变成了垂帘听政的“圣母皇太后”，再一次挑战和颠覆男权社会，开始了一个女人对大清王朝长达47年的统治。
咸丰皇帝驾崩后，正值青春岁月的慈禧虽然是寂莫难耐，偶尔暗渡陈仓，弄出一些风流韵事却因为宫中有御医仔细照料，倒也一直没有闹出什么笑话来。直到光绪即位，已到虎狼之年的慈禧大权在握，更加为所欲为，便隔三岔五做些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美事。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想有一次终于闹出了动静。
光绪六年，即公元1880年，46岁的慈禧太后突然患上了一种“怪病”，不仅浑身不适，懒散犯困;而且茶饭不思，恶心呕吐，尽管御膳房的御厨们使出浑身的解数，变着花样为太后备膳，却总也吊不起这位老佛爷的食欲，好几位御厨为此挨了板子，急的都快要上吊自杀了。慈禧毕竟是过来人，自己身体向来都很好，而且一直保养的很好，这一次突然出现这种情形，心中暗想，莫非是自己不慎怀孕了?
光绪虽然只是个傀儡皇帝，但对慈禧太后却颇为孝顺。听说皇额娘凤体欠安，多日不见好转，急命御医前去为慈禧太后诊治。御医们对太后的风流韵事多少有些耳闻，虽然是隔着好几层纱帘，但为太后把过脉之后，心里个个都跟明镜似的，对太后的“病情”也就有了八九成的把握。可轮到报告老佛爷的“病情”时，都不敢明言。只好开些滋补养颜之类的方子以求自保，这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看到皇额娘久治不愈，光绪就颁下密诏，暗令各省举荐名医进宫为皇太后诊治。虽然前来的名医不在少数，但都不能诊出慈禧太后的“病情”。正在光绪一愁莫的时候，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无锡名医薛福辰前来为慈禧太后诊治。光绪立即下了一道圣旨，派钦差八百里加急送到无锡西漳寺头，召薛福辰火速进京为皇太后诊治。
薛福辰见到圣旨，不敢抗旨不尊，便把家中大小事仔细安排了一番，即随钦差日夜兼程地来到了京城。见薛福辰进了紫禁城，光绪十分重视，亲自陪同薛福辰来到了长春宫，觐见慈禧太后，并隔着纱帘为她悬丝诊脉。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薛福辰为慈禧搭过脉，心中明白了八九分：“果然不错，太后真是有喜了!”
说起来，这薛福辰不仅医术高明，为人更是精明过人。此时，薛福辰心想，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早已死了，怎能说她有喜呢?于是，他斟酌再三，编了一套说辞：“太后为国操劳，心力交瘁，气血阻滞，积于腹中，治宜行气通络，清瘀活血。气血一旦通顺，凤体自然会康健无恙。”
听了薛福辰这么一说，慈禧多日来的满脸愁云马上散去了一半，双眉也渐渐舒展开来。心中暗道：“这奴才不但有双回春妙手，还有一条如簧巧舌，不仅把病情讲的一清二楚，而且不显露丝毫山水。”此时，光绪自然不明就里，只见太后满脸喜色，便催薛福辰快快开方下药。
薛福辰一听，立马双膝跪地：“启禀皇上、太后，臣有个不情之请。薛家祖上曾传下规矩，凡为王公大臣诊病，一律只配药不留方。太后老佛爷当然例外，但药方也只能太后亲览。太后此病当用臣祖传秘方，待臣回去亲自配药煎熬，六六三十六个时辰之后再亲自奉上。”接着写了一张纸条亲自上前呈给慈禧太后。
薛福辰一席话正好说到了慈禧的心坎上，再看所开“药方”，更不由得暗自夸奖薛福辰的良苦用心，觉得他很会办事。不等光绪皇帝开口，慈禧就发了话：“准奏!跪安吧!”薛福辰随光绪退了出来，独自回馆驿为慈禧太后准备治病汤药。慈禧太后立即吩咐心腹太监，按着纸条所述，如此这般好好准备。
第三天上午，辰时刚过，巳时尚早，薛福辰就捧着一个玲珑小瓷罐，装着煎熬好的汤药到了长春宫。慈禧太后早已梳洗完毕，坐在龙床上等了一小会儿了。薛福辰双膝跪在龙床前，从瓷罐中倒出一碗汤药，为证明汤药中无毒，又先捧在手中尝了一口，然后才双手高高举起药碗奉上。看着慈禧太后接过宫女呈上的药碗，把汤药全部服下。
经过一番“泻淤”折腾之后，慈禧浑身上下虽是香汗淋淋，心里却仿佛是一块石头落了地，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于是，懿旨传下：“太后瘀血已下，薛爱卿可以出宫了。”薛福辰这才松了一口气。出了宫门，他也不敢再回寓所，就到驿站借了一匹快马，一路飞驰，星夜赶回无锡老家。
慈禧本来生性多疑，过了几日，缓过神来，才开始担心薛福辰会把自己的丑事给传出去，让天下人耻笑。薛福辰只要还活在民间一天，就是一块心病。为了彻底封住薛福辰的嘴，慈禧太后一咬牙，狠下心来，欲杀之以永绝后患。事不宜迟，慈禧太后立刻下密诏，派大内侍卫到无锡追杀薛福辰。
其实，薛福辰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因此，他一回到无锡老家，就假装死亡，并叫家里大办丧事。那几个大内高手赶到无锡，看见一支出殡队伍，队伍中披麻带孝，举幡扬幢，浩浩荡荡。他们一打听，才知道薛福辰从京城回来后就暴病而死。他们又寻到无锡城外，在路人指点下，果然找到一处立有“薛公福辰之墓”碑的新坟。他们只好回京交旨，慈禧太后听后，也就不再追究了。由于薛福辰的老谋深算，棋高一着，总算逃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