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宋仁宗为改变这些现状，决定实施改革，这项改革找准了“短板”，也找对了改革的切入点，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纵观历代王朝灭亡的原因，或亡于农民起义，或止于权臣篡位，亦或是外族入侵，然而无论北宋亡于“靖康之变”还是南宋亡于蒙古铁骑，王朝内耗则是罪魁祸首。
深知王朝积弊积弱的宋仁宗曾力主范仲淹等人的新政改革，不曾想仅仅实施一年多的变法却最终由仁宗皇帝亲自废止。历史的罪责往往由决策者背负，而决策者背后的权力博弈则是真正的主因，那么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政治博弈呢?
一、北宋政治的死穴“朋党”
“朋比为奸，党同伐异。”因为共同的利益目标，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自有的“圈子”政治，继而因利益的分配不均，引发了朋党之争。相较于皇权对相权的限制，皇权对朋党可谓束手无策，朋党似乎成为古代封建王朝无法避免的政治常态。朋党政治立根于皇权之中，以腐蚀皇权的肌体来攫取利益，犹甚者直接威胁皇权的统治。
自秦朝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视朋党为眼中钉、肉中刺，除而快之。然而在封建王朝统治下，只要有利益的分配就会存在阶级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唐朝的“牛李党争”即建立在旧门阀阶层与新科进士阶级的重新利益分配之上。“牛李党争”虽表现在政治上的相互倾轧，实则加速唐末权力的外放，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皆是牛李党争引发的后遗症。
以“篡位”登基的赵宋王朝，虽承袭北周的衣钵，但岂会不知五代十国军阀割据的混乱原因，尤其燕云十六州尚在虎狼之口，因此宋朝从立国之初便刻意打压朋党政治。
宋朝朋党之争最早的例子就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与新科状元胡且等人的相互攻讦。二者虽互有胜负，但终究处于宋太宗的强力打压之下。正是由于先唐覆灭于朋党的祸国殃民，赵宋王朝自宋太祖时期便将严禁臣子之间结党营私立为祖制，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威胁皇权的统治。
二、庆历新政与“朋党论”导致的仁宗猜忌
以史为鉴，王朝制度的创立往往源于上一政权轮替的败因，宋朝制度的创立则主要建立在赵匡胤“陈桥兵变”的主因之上。宋朝制度的不同在于严重压制武将的力量，由于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可操作性，终宋一朝“重文抑武、文强武弱”局面未曾改变。
宋朝重文抑武的举措，导致中期冗官、冗兵现象严重，庞大的人员、兵员开支已让北宋朝廷的国库捉襟见肘，更不要谈由于沉重的税赋引起的民众不满及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
素以“仁孝”著称的仁宗即位亲政后，面内忧外患的局面，力图通过改革变法的方式扭转几十年来积累的弊政。在宋仁宗的推动之下，一场看似疾风骤雨般袭来的改革在范仲淹的主导下付诸实施，然而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改革，却仅仅推行了一年又四个月便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贬谪而结束。
一场由君主亲拟的改革为何如此匆匆的一闪而过，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庆历新政的主要举措及背后的利益博弈。
庆历新政的十项举措，我们分成三部分逐一阐述：吏治方面：
明黜陟：以资历换资格是宋朝官员选拔的一大特点，由于官员纷纷注重资历而减少了对政绩的关心，往往出现为了升迁明哲保身而不作为的事情发生。范仲淹的改革明确规定了官员选拔的考核机制。
抑侥幸：“杯酒释兵权”实则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虽然在宋初解决了武将篡位的问题，但遗留了官员恩荫泛滥的后遗症。抑侥幸从制度上减少了官宦家庭进阶的可能性。
精贡举：隋唐科举制的确立，为寒门打开了晋升的通道，但是宋朝科举过分的注重诗词歌赋，而忽略了治国策论的培养，新政则从治国需要出发，培养学子治国平天下的能力。
择长官：择长官与明黜陟政策具有相同的作用，即通过严格考核官员政绩来践行“能者上庸者下”的选拔制度。
均公田：以田养廉，新政重新平均官员的职田，进而减少官员的贪腐行为。
强兵方面：
厚农桑：重农抑商自古是历代统治阶级所注重的，因此新政也延续了加强农业管理的制度，以治农厚桑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内容。
减徭役：轻徭薄赋，惠及民生。此制度在于缓和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减少因农民反抗导致的起义。
修武备：以府兵制为基础，寓兵于农，减少军费开支，从而减轻底层劳动者的负担。
法治方面：
重命令：去烦立信，规章制度的施行必须建立在可行性审议之后，避免不必要的繁琐变更，以保证制度的权威性。
推恩信：立信于民，还恵于民，按例特赦天下，同时监察各项惠民政策的施行情况，真正达到皇恩下县。
庆历新政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宋初以来“冗兵、冗官、冗费”的现象，但是新政得罪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多，如“抑侥幸”阻碍了恩荫制下官员子弟的上升，“精贡举”等政策也触动了读书人的功名利益，而且对文臣官员的精简求精与宋朝奉行的“以文制武”的国策相悖，势必激起群臣的不满与弹劾。
相比于数量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范仲淹的改革势必需要依靠大文豪欧阳修、富弼等人的支持与推动，然而无法撼动皇权的利益集团却独辟蹊径，以“朋党”之名弹劾范仲淹等人的结党营私。面对接连不断的诽谤与攻击，范仲淹等人也并非无动于衷，以欧阳修《朋党论》为武器的反击却迅速将焦点由新政转移到了“朋党”之上。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朋党论》的出现坐实了范仲淹等人的“结党”，其后范仲淹上书阐述“君子党与小人党”的利害，但纵有范仲淹等人忠心不二，然朋党是宋朝不可触碰的死穴，因此曾经力主改革的宋仁宗也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
三 、庆历新政的局限性
以缓和社会矛盾，革除社会弊端为己任的范仲淹等人，虽得到宋仁宗的支持而进行新政变革，但是却忽略了宋朝体制的特殊性。宋朝以士大夫阶级为统治基础，改革的前提必是以牺牲士大夫阶级的利益以缓和与底层劳动者的矛盾，但是牺牲士大夫阶级的利益则触动了皇权的统治基础，以牺牲皇权来换取人心是集权阶级所不乐见的，因此庆历新政无形中推动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利益联盟以自保。
相较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朋党，范仲淹等人的“君子党”更具有明显性和威胁性。明显性在于范仲淹等人遭人弹劾反证其实的朋党论言，使宋仁宗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结党”的事实。
威胁性在于改革弊政的宋仁宗虽寄望于澄清吏治，缓和财政危机，但却万分不希望触动皇权既有的利益，因此在改革与利益面前，宋仁宗毫无犹豫的选择了利益。综上所述，庆历新政虽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宋朝政治的弊端，但由于“朋党之论”的阻挠，终致昙花一现，无功而终。
“庆历新政”如昙花一现，对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没有任何改观，但是它代表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需求，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改革的精神和内容影响了此后出现的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