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是明朝京师顺天府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权。而在北方，满清政权和李自成所建立的大顺政权正处在针锋相对的状态中。从实力上来看，清军战斗力最强，但兵力只有区区十几万人。大顺和南明各自都拥兵超过百万之众。坐拥长江天险，占有江南最富庶之地的南明为何短短几十年便灭亡了？
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尽管他本人励精图治，生活节俭自律，无奈接下的大明江山已经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内忧外患让他顾此失彼，应接不暇。起源自陕西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席卷中原。关外的满清更是虎视眈眈，满洲人面对明朝内部日益深重的危机，加快了吞并中原的步伐。
他们招降纳叛，先后将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等明朝重臣收买重用，当了为虎作伥的汉奸。在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甚至联络李自成，企图与大顺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遭到拒绝。
1644年(崇祯十七年)3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京师，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后煤山的老槐树上自缢殉国，明朝灭亡了。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北京城中开始横征暴敛，残暴拷打被拘押的明朝官吏，勒索金银。其中尤以大将刘宗敏最为贪婪残酷，之后便有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投降满清，引清兵进入山海关。在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联合打击下，刚刚当了一天“大顺皇帝”的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匆忙撤出北京城，仓皇西逃。
清军入关后，一方面加强对明朝广大地区的军事行动，一方面还在文化上和思想上强化统治，他们颁布易服令，强迫各族人民改穿满服，还颁布剃发令，要求民众必须按照他们的习俗剃发，甚至威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北京失陷，明朝灭亡后，其实还留有南方广大的国土，还有长江天险可以凭借御敌。如果有栋梁之才，能够作为中流砥柱，挽大厦于将倾，至少可以组织强有力的抵抗，如同南宋对金国那样形成对峙的局面。
可是当时朱元璋的子孙中已经没有明成祖朱棣那样雄才大略的君王，群臣中也鲜有像南宋岳飞、韩世忠等那样运筹帷幄，骁勇善战的将帅。明宗室先后在中国南方建立过一些地方性政权，主要有：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以及永历政权，前后共经历18年，这就是历史上的南明时期。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大敌当前之时朱家子孙及明末残余大臣们还要争权夺利，同室操戈，不能团结一致对外，基本落得被清军各个击破的下场。
首先建立的南明政权，是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留都南京的明朝大臣马士英和史可法等人拥立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福王朱由崧为帝，年号弘光。这其中还曾出现拥潞王还是拥福王之争。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认为福王朱由崧虽然是神宗的孙子，但是他有贪、淫、酗酒等诸多毛病，难主天下。不如立贤良而且聪明的神宗之侄，潞王朱常淓为君。
而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阮大铖则主张立朱由崧。为此，马士英联合了操江提督刘孔昭和江北四镇的将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和黄得功等人，武力护送朱由崧由淮安前往南京，逼迫史可法接受了他们的意见。然而，弘光政权内部党争不断，内讧不已。内阁首辅马士英独断专横，把持朝纲。弘光帝朱由崧又是沉湎酒色，不理朝政。
第二年3月，宁南侯左良玉就以清君侧、诛奸臣为名，由武昌起兵，进逼南京，争夺南明政权。马士英被迫急调淮安、扬州、庐州、泗州江北四镇的兵力迎击左良玉军。如此一来，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清军乘着南明内讧，迅速南下，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
清军追到陕西，打败李自成后，多尔衮随即开始兵分三路指向南京的南明弘光朝廷。中路由多尔衮的弟弟多铎率领，出潼关，经洛阳东进到商丘，然后向南攻打泗州和扬州，进逼南京。西路由多尔衮胞兄阿济格率领，追击李自成残部，经河南进入湖北襄阳、荆州和武昌，最后同多铎部在安徽境内会师。东路则由山东南下徐州，沿运河水陆并进，攻取宿迁、淮安、兴化、通州以及长江以北滨海地区。
此时，史可法担任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被朝廷派往扬州督军，可是他却调动不了江北四镇的兵马。而且史可法的军事能力也十分有限，优柔寡断，往往指挥不得要领。当初，在满清和李自成两方压力下，史可法等人还曾试图采取“联虏平寇”，攘外先安内的策略，希望借满清的力量剿灭李自成，却不料是迎来更凶恶的敌人。
1645年4月，多铎清军兵临扬州。当时，驻防扬州的是兴平伯高杰所部。这年正月，高杰在率军北上河南讨伐李自成时，被驻守睢州的明朝将领许定国诱杀。接着高杰的部下又去攻打睢州，烧掠屠城，南明各股势力总是自相残杀。许定国随后投降了清军。当扬州城中的民众听到传言许定国前来攻打时，担心遭到报复，纷纷砸坏城门外出逃命。
扬州告急，史可法传令让各镇发兵援救，却得不到响应。相反，那些身居高位的明朝大将争先恐后地向清军投降。东平伯刘泽清反而北逃淮安向清军投降。随后，广昌伯刘良佐和高杰原来的部下李本深也先后率部向清军投降。
21日，总兵李栖凤和监军副使高歧凤带领部下4000兵马进入扬州城，二人此行并非为了增援扬州，却是企图劫持史可法，献出扬州城投降清军。史可法得知两人的阴谋，严厉斥责了他们，却又任凭两人投敌。22日，李、高二人见无机可乘，于是带着部下，又勾结策反了城内的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城降清。
清军统帅多尔衮多次劝降，均遭到史可法的严词拒绝。他大义凛然地回答：“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24日，清军调来红衣大炮轰击扬州城。史可法用血书向朝廷告急，却得不到回音。扬州守兵仅万余人，城外清军却有十万之众，孤城是已是朝不保夕。史可法早年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写下四封给家人的遗书，决心守城到底，以死报国。夜间，扬州城终被清军攻破。史可法拔出佩刀准备自刎，被身边卫士抱住。走到小东门时，迎面碰上了清军，史可法大喊：“我就是史阁部!”从容被俘。
多铎听说抓住了史可法，就亲自来见他，以宾礼相待，百般诱降：“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史可法却坚定不为所动：“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
不久史可法就在扬州被杀害，壮烈殉国。如今扬州城外梅花岭，留下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墓前有清代诗人张尔荩撰写的一副名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民族英雄史可法坚贞不屈的精神得到世代称赞。
扬州之战中，出现了一些与史可法一样慷慨赴死的人物。扬州知府任民育，城破后郑重地换上明朝官服，端坐在大堂上恭候清兵到来。他坦然地说“此吾土也，当死此。”副总兵马应魁，每次出战都身披白甲，在背上书写“尽忠报国”四字，最后在巷战中战死。
总兵刘肇基等人或是战死在街巷中，或是拒绝投降自杀殉国。史可法的幕僚们也都是宁死不屈，最后全部遇难。清军占领扬州后，因为在攻城中遭受重大伤亡，多铎对城中百姓开始疯狂报复，悍然下令屠城。清兵屠杀劫掠延续了十天，繁华的扬州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尸骨堆积如山，血流成河，死亡者超过80万人，史称“扬州十日”。
清军占领扬州，随后渡过长江，攻克镇江，进逼南京。5月，南明大臣赵之龙、钱谦益等人向清军献出南京城投降。朱由崧出奔芜湖被擒获，押解往北京，弘光政权灭亡。
这年闰6月，明朝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等，在福州拥立朱元璋九世孙、唐王朱聿键称帝，建立了隆武政权。朱聿键起初还是有所作为的，他即位后便下诏亲征，各地义军纷纷响应抗清。次年7月，清军攻下浙江后继续南下。海匪出身的郑芝龙见势不妙随即北上投降，清军长驱直入福建。朱聿键出奔汀州，被清军追获后绝食殉国，隆武政权灭亡。福州隆武政权建立的同时，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出任监国，建立政权，控制了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和台州等地。他们却与福州的隆武政权水火不容，互相倾轧，都想以皇统自居。
次年6月清军乘钱塘江久旱水枯，渡过江迅速平定浙东。南明大臣们或死或降，朱以海出海逃到舟山，鲁王政权建立不到一年也告灭亡。顺治三年(1646年)11月，隆武帝朱聿键之弟朱聿鐭在广州被拥立为帝，建立了绍武政权。一个多月后，明朝降将李成栋率部攻入广州，朱聿鐭自缢殉国。绍武政权仅存在41天，可就在这段短短时期内，还与在肇庆建立的永历政权为了争正统而大打出手。
大敌当前，这些明朝宗室朱氏子孙和他们的拥戴者们，没有团结一致，合力抵御外侮，反而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甚至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最终又怎能逃脱被各个击破，斩草除根的共同下场。顺治三年5月，清摄政王多尔衮以明衡王、荆王欲起兵为由，将在北京居住的弘光帝朱由崧与秦王朱存极、晋王朱审烜、潞王朱常淓、荆王朱慈煃、德王朱由栎、衡王朱由棷等十七人斩首于菜市口。
在明末，像史可法这样在国家危难时刻，坚守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的忠烈志士太少。而投降满清的那些明朝重臣，洪承畴、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们，却纷纷摇身变成为虎作伥的急先锋，不仅死心塌地为满清买命，而且更为凶狠地将屠刀伸向自己的同胞。
明军各级将领争先恐后地竞相投降清军，向新主子邀功请赏。以至于在满清征服明朝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多少代价，清军总是以投降的明军打头阵。
多次凶残的屠城也多是由尚可喜、李成栋这样的降将领头操刀。在消灭本民族政权的过程中，汉奸们往往比之异族更为凶狠决绝。矛盾重重，内耗严重，加上汉奸成群，毫无节操。这些注定了南明政权不能如同南宋对峙金国那样，坚守中国南方的半壁江山。
南宋和南明立国之初，都有百万雄兵，都占有江南最富庶之地，为何南宋能享国150多年，南明才38年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南明太穷，打仗打的是后勤，打的是钱财，大炮一开，黄金万两；南宋财政收入已经超过1亿银两，明朝的财政收入最高时期也不超过3000万两，到了明朝末年更是捉肘见襟连辽东的饷银都拿不出来了。明朝变得这么贫穷，原因很多，农业税低，商业不发达，藩王兼并了全国一半的土地，不仅不交税，还要朝廷供养，兼并土地造成大量流民成为起义军组成部分，这也是明朝灭亡原因之一，到了南明根本就没有稳定国库收入来源，这是造成南明短命原因之一。
“北海立国”“襟-江-带-海”防御策略，南宋和南明虽然都划江而治，但其采取策略不同，中原步兵无法对抗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无论是南宋和南明都看到了水军的重要性，南宋已经形成完整江海防御体系，南明被打得蒙头转向只顾逃命，根本没有什么防守策略而言；南宋在明州海战、黄天荡水战、采石矶水战等战役中取得胜利，赢得几十年国祚；南明同样有郑成功水军，内部组织不力，战术衔接不好，后期郑成功还有拥兵自重之心，南明水军基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远交近攻“岁币”政策与“四不”政策，南明总是用最大的代价来解决最小的问题，特别是朱元璋留下的祖训“不和亲、不称臣、不纳贡、不割地”，使明朝在解决对外矛纷争时几乎没有谈判策略和谈判艺术，敌人来了，朱家流氓基因就发作了，挽起袖子抡起胳膊就干，先有土木堡之变，后有崇祯吊死在煤山，明朝是实现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誓言，可是大明亡了，到了南明时期这种“迂腐”的想法更甚，多次有力挽狂澜翻盘的大好机会，就是不懂得迂回战略，不与大清谈，也不屑于与农民义军为伍。
宋朝一直采取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策略，联金灭辽，联蒙灭金为自己发展赢得喘息之机，宋朝采取“岁币”政策，打不过敌人，就花钱买平安，然后慢慢用文化同化这些游牧民族，“澶渊之盟”“庆历和议”“绍兴和义”等议和，每年仅用十万银两就换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和平，才使宋朝发展成最富裕朝代之一。明朝的“四不”政策是其短命原因之二。
当然，南明国祚短还有许多原因，南明与南宋都有农民起义，但是起义军的规模，南宋远不能跟南明相比；满族大清经过数百年的汉化对中原各个领域了如指掌，这也是南宋前期面临的蒙古族所不具备的，此外，还有南明皇权不稳，将帅被大清逐个击破瓦解收降等多种原因。
总之，笔者认为南明“不和亲、不纳贡、不赔款、不割地”的四不政策是导致南明国祚短最主要原因，不懂迂回策略，不懂曲线救国，一场台风风暴过后，参天大树连腰折断，留下的只是随风而倒，风停而立的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