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秦朝末年以来，天下战乱不休，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西汉建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这时统治者最重要的就是安定民心，集中精力发展生产，促进社会经济的复苏。在政治上奉行清净无为思想的黄老之举，正好适应此时的社会形势与政治需要，因此得以蓬勃发展起来。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统治阶级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儒家学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尽管西汉政府承袭了秦朝的博士制度，但是当时博士人数有限，而主要职责仅限于皇帝的顾问，在儒家学说的发展和传授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作为。汉惠帝时，废除“挟书律”，诸子学说慢慢恢复，统治阶级在奉行黄老之学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学派的发展，儒学遂成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学说。汉景帝末期，儒教学说日益收人重视，并开始出现取代黄老之学的倾向。
当时的西汉政府，除了中央朝廷，还存在着许多同姓诸侯王的封地。这些诸侯王国有相对独立的人事、财政大权，有的还有自己的军队。许多诸侯无视朝廷法令、政策，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公然起兵反叛朝廷。汉文帝时期的济北王、淮南王反叛，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就是当时诸侯势力增长的结果。这种情形下，主张“清净无为”的黄老学说显然已不能适应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相反，儒家的群臣理论、秩序尊卑等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
汉武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登基后，他便积极实施新政，推行儒家思想。首先，他罢免了黄老信徒卫绾的丞相之位，准备改组“三公”人选。建元元年，汉武帝先后任命窦太皇太后之侄窦婴为丞相，王太后同母弟田蚡为太尉，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儒生王臧为郎中令，成为自己的近臣。
随后，汉武帝采用当初贾谊向汉文帝提出的建议，准备建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明堂是中国古代的大型礼制建筑，也是帝王宣讲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等大典皆在此举行。因此，汉武帝对明堂的修建非常重视，他专程将名儒申公接到长安，直到明堂的建筑事宜。
就在汉武帝醉心儒术，跃跃欲试之时，住在东宫的太皇太后却给他当头一棒。太皇太后从汉文帝时期就是黄老学说的坚定支持者，她怒斥汉武帝，禁止他的一切尊儒活动。初登大宝的汉武帝羽翼未丰，只好听从太皇太后的安排，放弃筹建明堂的计划。同时，赵绾、王臧获罪，不久于狱中自尽；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皆被免职；申公因病免官，回乡后没几年就病逝了。于是，就这样，汉武帝的尊儒新政受到挫折，于是他暂时收起光芒，开始韬光养晦。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太皇太后病逝。王太后宠爱儿子，不愿干预朝政。于是，22岁的汉武帝终于告别政治“禁锢期”，开始拥有独立处理政事的权力，满腔抱负也终于得以施展。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正式下诏，召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到长安参加策问，征询治国方略。就在这个时候，儒生董仲舒向汉武帝献上一篇《贤良对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经学家，广川（今河北景县）人，精通《公羊春秋》。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汉武帝亲自召见董仲舒，连问三策。董仲舒也针对汉武帝的问题连问三章，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又称《贤良对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
董仲舒的思想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道教的阴阳五行理论，从而形成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在这套思想体系中，“天”是一个重要概念，“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出发，建立起一套“三纲五常”为基础的伦理学。其大意包括：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太子，就是天的儿子，因此可以代表天来统治臣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三纲五常，所有的人，上到诸侯王爷，下至平民百姓，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随后，他又提出“大一统”思想，建议汉武帝统一学术，将不属于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孔门学说其余的各派学说全部从博士官学中废除。
汉武帝听到《天人三策》后，大为兴奋。立即颁下一道旨意，把朝廷中那些不学习“五经”的太常博士全部罢免，并禁止朝廷中再有人尊奉黄老学说。与此同时，汉武帝开始广泛招揽儒生，提拔儒生担任朝廷要员。平民出身的公孙弘就是这个时候被启用，最后官至丞相。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由原来崇尚黄老学说的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家学说的礼乐文章，开启汉朝以文治国的先河。朝廷以儒学选士，举孝廉，荐贤能，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将儒学作为官吏的考核标准之一，鼓励士子规范操守，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于是儒学之风渐盛，超越百家学说，取得压倒性优势，实现重大转折。
除了在政治上重视儒生，思想上推崇儒学之外，汉武帝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来促进儒学的发展：
一、置五经博士。文景时期，儒学曾设立《诗》、《书》、《春秋》三经博士；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趁太皇太后病重之际，正式设置《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
二、兴办太学，推广郡学。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兴办起中国第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官学——太学。办学的所有具体事务全由当时的丞相公孙弘主持，太学教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课程则以儒家五经为准。太学的设置首开我国“学而优则仕”的正规入仕途径，由于适应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汉武帝时，太学的五经博士弟子大约五十人左右，到西汉末年，博士的数量已达一万人。在兴办太学的同时，汉武帝还积极推广文翁办学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在我国古代帝王当中，汉武帝是发展教育热情最高，成绩最大的人，他这一些列兴教举措，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影响深远。
三、使用年号。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下令，以当年元鼎四年，追改自己登基以后数年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个年号时长六年。从此，中国史学家的纪元方式得以确立，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才被西元纪元法所取代。
四、颁行历法。汉武帝还是第一位在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朝廷宣布修订礼制和历法，其重要内容有：该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太初”意为宇宙的开端，汉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表达自己“改元更化”的功绩。
以上这些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教育、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领中，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专制统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的政策，实际上只是将儒家学说的地位提高，将其定位官方意识形态，但并未禁止其余各派的学术。汉武帝以后，道、法等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还有不少人入朝为官，成为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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