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长安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繁华城市。武则天称帝之时，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改国号为“周”和迁都洛阳。武则天掌权期间，除了长安元年(701年)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年)十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
唐朝的都城在长安，洛阳则是他的东都，从唐高祖一直到高宗，都是以长安来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是武则天上位之后，她除了在长安元年的10月到三年10月，这段时间是住在长安城以外，其余的时间一直都是呆在洛阳的。除此之外，她还将东都改成神都，想要提高洛阳的地位。改名为神都之后，她又在此地修建了武氏七庙，建立了明堂。七庙在当时是帝王权利的一种象征，明堂则是进行各种大典的场所。她把七庙和明堂都修建于东都，无非就是想要提升东都的地位，将长安取代。除了这些，她在上位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把关内十万户居民都迁到了东都。但是，又是什么原因让她想要把都城迁往东都呢？
有一种说法是，她曾经因为争宠，将两名妃子各仗责一百，后又砍掉了她们的双腿，放进酒瓮中，活活把两人给整死了。自此之后，她便会经常梦到这两人，这使她睡不安稳，所以，她经常会去别的行宫里住。虽然这种说法流传了很久，但是却有很多的漏洞。首先，她经常住在东都，并且将东都当成政治中心，是在高宗死了之后，离那两个妃子去世已经过了有二十来年了，关系已经不大了。再次，她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其手段和能力以及精神力都是异于常人的，不是会惧怕鬼神的人。而且，她去了东都之后，也是没有杀人的。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太能成立的。
另外一种说法是说，她是在长安出的家，以她那种荒淫的生活，在此地是不太好的，所以，她便长住在东都。但是，这种说法也是不太准确的。她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的受人关注的，不管走到哪里，拥有很多双眼睛是盯着她的。她要享乐，要掩盖自己出家的事实，都不能靠简单的方法来完成。而且，在之后徐敬业起兵的时候，他们的文书中就有提到她的这些事宜。这也就说明，她的这些事早就被世人所知晓了，不管她去哪里也都改变不了了，所以，也不需要回避他人了。除了这些，从她治理朝政的手段来看，她也不是一个会惧怕舆论的人，所以，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又有人说，她长期住在东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早在很早以前，就有帝王长期住东都了。唐朝后，太宗也曾经在这里待了许久。当时，关中常常遭遇灾害，各种产品都有些供应不上，所以，当时的帝王就常去东都。而且，东都的运输是很便捷的，从这运输各种东西都是非常的方便的，所以，这也是众多帝王在这里长住的原因。
除了这三种说法之外，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她长住东都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她的最终目的在于代替唐。在当时的社会中，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继承的制度下面，她夺取皇位是非常不易的。在这种境地下，她想要改都城，建立新的政权中心。
更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她去东都是军事和政治造成的。那个时候的军事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与周边的战事不断。从当时的实际来看，东都的位置非常的好，占了是全国最好的战略位置，比当时的都城更加适合处理战事。所以，她便想把东都作为新的都城。她把东都当做新的政治中心，从各方面来看，都是非常正常的。不过，从后来各个皇族又迁回长安，而东都的重要性也慢慢的丧失了，这也就能说明，她长住东都，很可能只是因为特定环境下的特殊处理。
武则天迁都洛阳，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政治上的原因
洛阳在政治上对武则天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徐敬业起兵时魏思温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业等以匡复庐陵王为借口，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魏思温建议徐敬业：“明公以匡复为辞，宜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遗憾的是，徐敬业没有采纳魏氏的建议，结果兵败身死。陈岳论及此事，叹息道：“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1]由此可见，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阳适宜作国都。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第二是地理上的原因
另一方面，洛阳的地理形势也适宜作国都。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故洛阳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这种险要的地理位置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第三是经济上的原因
再次，就经济原因而言，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为伊、洛、河、济四水交汇处，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和经济的繁荣。孝明帝时期(516—528年)洛阳已经成为整个北部中国的心脏。隋炀帝时期长安只存京师之名，洛阳已成为实际上的都城。
从古至今，洛阳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具有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它。汉高祖说:“我游遍天下，却只看到洛阳的好。”隋炀帝也说洛阳是天地相会、阴阳相会的地方。这一切都表明了洛阳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洛阳具备作为都城的条件。到了武则天时期，更是特别喜欢洛阳。洛阳被她视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这并不奇怪。可是后期的唐中宗、玄宗等又将神都订成了东都，重新返回了长安。因此，武则天在洛阳的久居，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人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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