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特务监视臣民的皇帝，是周王朝第10任君王姬胡，也即周厉王。他为了禁止臣民对他的“诽谤”，从卫国找来一个巫人，让他四下打探，发现谁背后说他老人家的坏话，立即向他报告。这个卫巫，便是充当特务的角色。
周厉王仅用一个卫巫来监视臣民，当然算不上什么大手笔，而他也未封卫巫什么官职，不过是让他做自己的私人侦探而已。到了三国时期，周厉王的手段被乱世枭雄曹操拿来，并且设置“校事”一官以“广耳目，察群下”，监视臣僚。以往的皇家私人侦探，从此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开始公开为主子效劳。
校事的职责是侦探、检举、处置对曹操心怀不满或有反叛嫌疑的文臣武将，他们只对曹操个人负责。校事的头目为卢洪、赵达等人。起初曹操只让他们担任侦探工作，并未授予他们拘捕、审讯和判决的权力，故这帮家伙开始还算守职，所谓“检御有方，不至恣纵”。后来，曹操令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也即朝廷百官皆在他们的监视侦察的范围之内。特务们的权力既然如此之大，自然骄纵不法，为所欲为，大小臣僚无不畏惧校事，当时军中曾流传：“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可见这帮特务已掌握了文臣武将的生杀大权。丞相高柔上疏说：“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赵）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三国志·魏书第二十四》）曹操却说：“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出处同上）对高柔的劝谏不以为然，仍然重用赵达等人。
曹操有了这帮特务，便可身在宫中而明察臣僚的一言一行。而大小官吏一不小心便要倒霉，甚至掉了脑袋。
曹操为了整饬臣僚的风纪，曾下过禁酒令。一天，尚书郎徐邈闲来无事，在家中喝酒至醉，被赵达发现，即对他进行盘问。徐邈不说自己喝醉了酒，而说自己“中圣人”。赵达认为他不但违犯禁酒令，而且出言傲慢，自比圣人，立即向曹操报告。曹操大怒，要拿徐邈治罪。徐邈的朋友、大将鲜于辅闻之，急忙到曹操那里为徐邈求情，他解释说：“那些爱喝醉酒的人平时称酒清为圣人，酒浊为贤人，并非以圣贤自比。徐邈为人一向谨慎，不过是喝醉了酒偶尔说了句醉话罢了。”徐邈这才免于刑事处分。
谋士许攸是曹操早年的朋友，后来到袁绍处做幕僚。官渡之战后，许攸背叛袁绍，投奔曹操，为曹操击败袁绍献策献计。许攸仗着与曹操以前的交往，又为破袁立下了不少功劳，便有些居功自傲，曹军破冀州后，他喊着曹操的小名，开玩笑说：“若不是我，这冀州城恐怕你难打下来。”曹操听了，大为不悦，但又不好为这一句话治他的罪，便强笑道：“说得是。”后来，许攸随曹操离开邺城，出东门时对别人说：“这家若不是我，焉能出入此门？”一个校事立即把他的话报告曹操。这一次，曹操不再客气，给许攸捏了罪名，将他逮捕入狱，随后将他处死。
谋士娄圭，是曹操的少年朋友，后来聚众投奔曹操，随其南征北战，屡建功勋。曹操打下冀州之后，心情大悦，率诸子出游。娄圭奉命随行，见曹操父子饮酒赋诗，其乐融融，便私下对身边人说：“你瞧这家父子，到今日才知道有此快乐。”不料，校事立刻将他的话报告曹操。曹操怒火中烧，下令将娄圭处死。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的娄圭，就这样因一句话而掉了脑袋。娄圭的罪名是“腹诽”。这一罪名是西汉武帝朝的酷吏张汤定下的，腹诽罪的发明，为后世帝王杀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详情容当后表。
尚书崔琰忠直端方，识见高远，提拔举荐了不少文武人才，向为曹操和朝臣所敬重，但他后来却因一件小事被曹操杀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受封魏王，属官杨训上表颂其功德。有朝臣讥笑杨训为人虚伪，上表是为了向曹操献媚，图求富贵。杨训为崔琰所荐，于是有人说崔琰荐错了人。崔琰从杨训处要来颂表的草稿，读后写信给杨训，其中有“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不料，这封信的内容又被校事探知。曹操听了校事的报告，大为愤怒，说：“俗谚有‘生女耳’，这个‘耳’字不是好话，至于‘会当有变时’更是居心叵测。”认为又发现了一个对他腹诽心谤的人，遂下令罢去崔琰尚书之职，罚他去做苦工。此后又派校事探察崔琰的表现。特务到崔琰家转了一圈，向曹操报告：“崔琰虽然服刑，但家中仍有宾客往来，门庭若市。崔琰说话时辞色毫无悔过之意，且虬须直指，心似不平。”崔琰服刑后的表现，经校事这一番描绘，更加激怒曹操，当即下令，逼崔琰自杀。
崔琰无辜获罪，令一些大臣为之震惊。尚书仆射毛玠与崔琰齐名，素有威望，也为崔琰之死深感不平。时逢天旱，他见罪犯的妻子儿女纷纷被收做官奴婢，想到崔琰之死和其妻女的遭遇，不禁叹道：“天不下雨，正是因为这些无辜的人获罪造成的。”不料这话又被校事探知，曹操闻报大怒，下令将毛玠收监。后由从大臣上疏为他求情，才幸免一死。
……
曹魏时期，因曹操和他的儿孙们任用校事，致使告密成风，因校事告密而获罪的者，当然不止上述数人。据《三国志·魏书》载，有一个名叫刘慈的校事，仅于数年间，便“检举案件以万数”，赵达、卢洪等头目检举的案件，数量更多。由于特务横行，臣僚一不小心便要被关进监狱或砍掉脑袋，故不少文臣武将均忧心忡忡，苟且自保：太尉贾诩“惧见猜疑，闭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大臣何夔经常在怀里揣着毒药，以备在被告密获罪时服毒自杀，以免受辱；奋勇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在平定中原后说：“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自动交出兵权，居家养老，但后来还是被人诬告“谋反”；右将军、杨侯徐晃直到晚年仍担心祸从天降，小心谨慎，“不广交援”，才得以善终。这些功臣名将尚且如此，至于一般官吏，其惶恐可想而知。
《三国志·魏书》中关于曹操发怒的记载，可谓多矣，而此公一怒之后，不是有人下狱，便是有人掉头。至于曹操发怒的原因，大多由于有特务向他报告某人有何言行所致。曹操以猜忌好杀著称于史，而公开委特务以官职，利用校事监视臣僚，也为中国历史第一人，他阁下可谓搞特务政治的鼻祖。
曹操翘辫子之后，校事继续横行，且为祸益甚。曹魏末年，司马氏专权时期，名将程昱的孙子程晓上书痛陈校事之害，建议罢去校事一职，他指出这帮特务“随意任情，惟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复讯。……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三国志·魏书第十四》）并说，朝官中已设掌管司法监察的司隶校尉和御史中丞，“若此诸贤犹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诸贤各思尽忠，校事区区，亦复无益。”司马氏为了笼络人心，采纳了程晓的建议，罢去校事一官。但不久又设立了“抚军督尉”一职，用来监视军界。
曹操利用特务监视臣僚的手段，同时也被吴国“拿来”。吴国第一任君王孙权，晚年猜忌多疑，对臣僚越来越不放心，于是也效仿曹操，利用特务监视百官。这些特务的官职为“典校”，《三国志·吴书》中也称“校事”，头目有吕壹、钱钦等。吕壹操纵权柄，擅作威福，朝中将相几乎都被他监视告密过，有的人竟因他不断告密而获几种罪名。大将军陆逊、太常潘睿等都曾被他监视，甚至连丞相顾雍也因他告密而被拘禁过。典校如此猖獗，太子孙登屡次进谏，请罢校典一官，但孙权一直不买他的帐，诸大臣于是没人再敢说话。后来大臣李衡在孙权召见时，口陈吕壹多条奸罪，长达数千言，致使孙权面有愧色。数月后，孙权终于下了决心，诛杀吕壹，以平群臣之愤。
孙权死后，其十岁的儿子孙亮继位，由大将军诸葛恪辅政。诸葛恪为了笼络朝政，废除典事一官。但吴末帝孙皓即位后，又玩起祖父孙权玩过的把戏，不但恢复了典事一官，并且加设“弹曲”一官，以壮大特务队伍。不过这些特务并未起到巩固孙皓的帝位和吴国政权的作用，晋咸宁五年（279年），司马炎大举伐吴，在晋军的打击下，孙皓众叛亲离，吴军土崩瓦解。次年三月，吴国被西晋所灭，孙皓被俘，两年后死于洛阳，时年42岁。
曹操搞特务政治的手段，被后世许多帝王采用，且与时俱进，不断发扬光大，至明朝的朱元璋，将特务政治发展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