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信奉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如何让有德者居之呢？儒家向往的是尧舜禅让。然而据《竹书纪年》、《韩非子》记载，上古并无禅让之制，舜禹即位也是采用暴力手段。自顾颉刚“疑古说”流行后，连尧舜禹是否真有其人都成了问题。总之，由于年代久远及史料匮乏，上古社会究竟有无禅让已无从考证。即使有，也不过是原始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但汉儒对尧舜禅让说仍然是津津乐道、心向神往。在他们心目中，汤武革命成了“逆取”天下，而惟有尧舜禅让才是顺天命之举。
清代史家赵翼说：“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于是假禅让为攘夺。”其实王莽代汉倒是对上古社会禅让制的一次实践，但由于汉朝复辟势力太强大，加之王莽改制失当，遂使这次“禅让”终成泡影。曹魏代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禅让”，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也是三国史上颇具研究价值的一件大事。可惜，长期以来，治三国史的学者很少关注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命题。
正因为汉魏鼎革的模式是史无前例的，故曹魏代汉遇到了重重阻力，其艰难程度恐怕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曹操挟天子就能令诸侯，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优势。其实对曹操挟天子的政治优势不能估价过高。挟天子是把双刃剑，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弊更大于利。曹操挟天子之后，就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他既要同各路诸侯刀兵相见，又要同东汉王朝各种政治势力作殊死搏斗。曹操不愧为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用武力扫平了群雄，又将拥护东汉的贵族、外戚势力逐一翦除。曹操苦心经营了30年，才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国本。但曹魏代汉仍非易事，因为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身边，就等于向世人宣告，他承认了汉献帝的合法性、正统性。魏武虽为马上天子，但他却不能用汤武革命的方法来革除汉命。身为汉臣的曹操要取代东汉，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禅让的模式。然而禅让并不容易，尧舜传说不可靠，王莽代汉又以失败而告终。对于禅让，曹操心里没底，所以当手下谋臣武将纷纷劝他称帝时，他却无奈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死后，曹丕即位，他遵照父亲的遗言，要为当周武王而奋斗。但曹丕却不能用武王克商的方法，而只能效法尧舜故事，逼迫汉献帝逊位。汉献帝这时已成了一具政治僵尸，摆弄他自然不成问题，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曹魏政权被天下所认同，也就是儒家所鼓吹的“受天命”。为此，曹丕煞费苦心，自编自演了一幕汉魏禅让的政治活剧。当然，这种禅让毕竟不是真禅让，因为对于汉献帝来说，如果不是曹氏父子以武力相逼，他哪里肯心甘情愿地放弃祖宗打下来的、已经传了廿四代、历经四百多年的江山？
对于这一点，赵翼看得很清楚，他把汉魏鼎革称之为“禅代”，禅代同禅让是不同的，一字之差反映出汉魏禅代完全不同于上古的尧舜禅让。曹氏父子移祚代汉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风一开，遂为后世帝王所效尤。正如赵翼所云：“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解放后至“文革”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研究曾风靡一时，被列为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似乎农民起义才是改朝换代的主力，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靠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并取得成功的，只有两人，即刘邦和朱元璋，且刘邦是否是农民还要打上问号。其实，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禅代完成易姓更祚者更为常见。封建社会共有2000余年历史，但从新莽代汉（公元8年）开始至赵宋代后周（公元960年），几乎皆以禅代之模式完成鼎革，时间竟长达900余年。
尽管汉魏禅代是曹丕逼迫汉献帝逊位，但却更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和礼治原则。因为禅代政治将杀戮降低到最低点，它仅仅以前朝帝王一姓一族权力的终结——这种古代社会的最低成本，来换取政权的平稳交接。相对于汤武革命、农民战争，外族入侵而言，禅代不易造成人口大量丧亡，生产力破坏以及文化的摧残。魏晋禅代后不久即出现的太康之治即为显例。正因为禅代政治的和谐取向，才被视为“故事”，为后世踵袭和完善，遂成为封建王朝更迭的主流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