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汉辞赋创作极少被人提及。近年出版的三部论述巴蜀文学史的专著，也未涉及辞赋创作情况[1]。程章灿、胡阿祥等人深入探讨了蜀汉辞赋衰微原因，但对蜀汉辞赋创作情况并未考证清楚，结论不够明确。考索史籍发现，辞赋创作欣赏风气在蜀汉仍然存在，作品也有一定数量，只因特定的历史原因没有流传下来。
一、蜀汉辞赋的社会文化基础
《汉书》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2]这种喜好辞赋创作的风气在蜀汉仍然延续，辞赋成了一般士人基本生存方式之一，在交往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如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3]；孙权“命（胡）综作《黄龙大牙》赋”[3]，他们把辞赋当成礼品或玩赏品。蜀汉的费祎使吴与诸葛恪“斗赋”[4]，秦宓与张温之“斗辞”、“刘琰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等等[4]。
三国文章承袭东汉的风气，文辞整饬，与辞赋相似，蜀汉的一般应用文也有这个特点。如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等，虽以表意为主，但文辞精美，与辞赋有共同的审美特征。蜀汉有大批的“能文”之士，他们理当有一定数量的辞赋作品，尽管不如魏、吴那么繁荣，但绝非无文。 二、统治者对蜀汉辞赋的态度、政策
三国的统治者对辞赋的态度及发展会有一定影响。曹魏历代君王都喜欢诗赋，对辞赋的繁荣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孙权也喜欢华丽文章：“权敕（薛）综祝祖不得用常文，综承诏，卒造文义，信辞粲烂。权曰：‘复为两头，使满三也。’综复再祝，辞令皆新，众咸称善。”[3]125。刘备等人对待诗赋的态度，史籍无明确记载。从当时对文辞普遍的习惯和有关记载来看，刘备、诸葛亮即便对诗赋不感兴趣但也不会反对。诸葛亮本人曾作五言诗《梁甫吟》，《诸葛亮教张君嗣曰》也提到五言诗句：“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其子“（诸葛）瞻工书画”等[4]932，可见诸葛亮并不反对诗赋书画之类非实用的文艺。那种说诸葛亮执行“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的政策不利于文学发展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此处“游辞巧饰”指的不是辞赋，而是杨修、孔融、祢衡等人虚浮的言行。
但是，这都只是君王重臣的个人喜好而已，并未形成政策或制度。统治者喜爱或重视文章，是可以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但绝非主要原因，例如声名远播的王粲《登楼赋》、祢衡《鹦鹉赋》等即非作于曹魏的时空之内，建安文士也非曹魏所培养。曹魏辞赋繁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曹魏处于文化中心区域，此非巴蜀可比。 蜀汉的文化政策与魏、吴并无重大差别，而兴学校、立博士等举措比孙吴做得更早、更完备。有人说“蜀汉的立国方针也间接影响到巴蜀本土文学的成长……导致蜀汉战争不息，国弊民疲，经济呈现颓势。经济的衰退即予文化包括文学的发展以消极的影响”[4]。
“益州疲惫”（《出师表》）未必不能发愤为诗赋，建安初期的诗赋如王粲《登楼赋》就是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写成的。文学创作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往往有相反发展的现象。蜀汉立国方针自然会影响蜀汉辞赋，但未必就是蜀汉辞赋凋零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其基本国情不利于文学的繁荣、作者身世经历不利于作品流传。换言之，蜀汉辞赋凋零的主因不在于学风、国策不适合辞赋繁荣发展，而是时势之必然。 三国文学的时代精神是“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5]。但包括辞赋在内的蜀汉文章却体现不出“悲凉慷慨”的主题精神。从“属文富艳”的角度来看[6]，蜀汉文章也不突出，也不能代表时代文学以及辞赋的发展方向。由于文献缺失，蜀汉文学难呈全貌，但此时巴蜀辞赋没有杰出作家与杰出作品产生却是实情，南朝人就是这样看的。《文心雕龙》论及蜀汉人物仅及诸葛亮、陈寿；《文选》所选蜀汉作品只有《出师表》、《陈情表》，与同时的曹魏差距甚大。
蜀汉辞赋作者作品少于魏、吴是正常现象，但以辞赋名篇的蜀汉作品一篇也没有流传下来却是不正常的。 三、蜀汉经学与辞赋的关系
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备受学界关注，有人认为二者是平行关系，如“汉代就出现了独特的赋家经学家化和经学家赋家化的现象”[7]，“文学发展与经学风气的演变表现出平行演进的趋势……彼此之间虽互有影响，但并不构成因果关系”[8]。有人认为：“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召唤———应答’关系……正是这种多样指向的应答，使它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9]但也有人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学的发展会制约辞赋的发展：“由西汉而东汉，巴蜀文学地位的一显一微，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经学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窒息辞赋、小学的学术传统以及其发扬。”[4]“文士亦因多治经学儒术……也是不利于文学事业兴旺发达的因素”[10]。这是不对的。
经学是辞赋的思想基础、价值标准，也是辞赋语言材料重要来源之一；文字训释、名物稽考作为“小学”是经学的工具，也是辞赋铺陈的重要工具。三国士人无不通经，不通经就不成其为“士”，就不能为文，更写不出“铺彩摛文”的辞赋。《三国志》记载了大量人士研习经书的情况。以此看来，经学本身与辞赋血肉相连，二者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虽然不能说经学一定会促进辞赋创作，但经学确实是辞赋创作必不可少的基础之一，很难说经学发达就会妨碍辞赋的发展。 此外，还有人将许慈、胡潜等人“更相克伐，谤讟忿争”看成是“蜀汉士风”的一个特点[1]108，因而也是影响蜀汉文学成就的因素之一。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蜀汉其他文人间互相切磋、友善推举的事例，如彭羕荐秦宓[3]994，谯周师生之间的友善，入晋后文立“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11]。“（罗）宪荐蜀郡常忌、杜轸、寿良、巴西陈寿、南郡高轨、南阳吕雅、许国、江夏费恭、琅邪诸葛京、汝南陈裕，即皆叙用，咸显於世”[4]。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是曹丕总结出来的，曹植《与杨德祖书》也说当时曹魏“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以孔璋之才，不闲辞赋，而多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啁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锺期不失听，于今称之”[12]42。巴蜀人性与曹魏应无不同，这与辞赋繁荣与否无关。
四、蜀汉辞赋稽考
蜀汉以辞赋名篇的作品一篇也没有流传下来，仅有《释讥》、《仇国论》作为“言志”、“论事”的需要保存在《三国志》中，其余或仅存题目、或仅见残句，甚至只有“赋”之类目，辞赋作品凋零殆尽。这里以《三国志》、《华阳国志》、《晋书》等史书为基础，以活动在蜀汉时期的人物为准，稽考蜀汉辞赋作品资料。有些跨蜀汉、西晋人物的难以弄清时代的作品，也一并算作蜀汉时期作品，以见蜀汉文章之流绪。为见蜀汉文辞全貌，除标明辞赋题目作品之外，对类赋之文也作考查，这一部分以铺彩摛文、言志抒情、逞才斗辞为标准。 1·辞赋
（1）存全文
秦宓《与张温对问》[3]、费祎《啁吴群臣》[3]、杨戏《季汉辅臣赞》[3]、郤正《释讥》[3]、谯周《仇国论》[3]。
（2）存残句
文立《蜀都赋》：“虎豹之人。”[12]
（3）存目
陈术《释问》七篇[3]1027、费祎《麦赋》[3]1430、李赐《玄鸟赋》[11]2276。
2·类赋之文
彭羕《与蜀郡太守许靖书荐秦宓》[3]、秦宓《答王商书》[3]、姜维《报母书》：“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4]、李密《陈情表》[3]。
3·辞赋作者估计
由于作品绝大部分都已佚失，辞赋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以当时“能文”的标准衡量，以当时辞赋创作已成为传统的风气衡量，蜀汉辞赋的作者作品当远不止上列数目。根据相关记载对蜀汉辞赋可能的作者作品数量作一估计，以推知其大致风貌。
（1）史籍明确提到有辞赋作品的作者
王崇“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6]。
陈寿“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兄子符，字长信，亦有文才，继寿著作佐郎，上廉令。符弟莅，莅从弟阶……皆辞章粲丽，驰名当世。凡寿所述作二百余篇，符、莅、阶各数十篇”[6]。
以上五人。 （2）有可能创作辞赋的作者
许靖往还书信“文多故不载”[3]。
刘琰“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3]。
刘巴“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也”[4]。
马良“兄弟五人，并有才名”[3]。
吕乂“好读书鼓琴。好用文俗吏”[3]。
吕雅“清厉有文才，著《格论》十五篇”[3]。
李朝“字永南；弟邵，字伟南；郪人也。王士，字义强；从弟甫，字国山；文表诸弟也……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其文朝所造也……亦有文才。兄弟三人号‘三龙’”[6]。
常忌“是以作诗著论”[6]。
李密“释河内赵子声诔、诗、赋之属二十余篇……宓六子皆英挺秀逸，号曰六龙。长子赐……少与东海王司马元超友昵，每书诗往返，雅有新声”[6]。“赐字宗石，少能属文，尝为《玄鸟赋》，词甚美。（子）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刘）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11]。
罗宪“少以才学知名，年十三能属文……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吴，吴人称美焉”[4]。
罗尚“善属文”[11]。
何祗“有才策功干”[4]。
王离“字伯元，亦以才干显。虽聪明不及（何）祗，而文采过之也”[3]。
任熙“好述作，诗诔论难皆粲艳”[6]。
以上二十六人。
三者相加共计四十三人（去重复二人）。 4·关于篇目数量估计
王崇“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6]。
谯周“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馀篇”[3]。
却正“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3]。
文立“凡立章奏集为十篇，诗、赋、论、颂，亦数十篇”[6]。
陈寿“聪警敏识，属文富艳……上《官司论》七篇……又上《释讳》、《广国论》……兄子符，字长信，亦有文才，继寿著作佐郎，上廉令。符弟莅，莅从弟阶……皆辞章粲丽，驰名当世。凡寿所述作二百余篇，符、莅、阶各数十篇”[6]。
以上诸人著作篇数都在数十以上，他们在蜀汉辞赋数目当不止一篇。
以四十三人平均每人可能作数篇计，即西晋初年蜀汉辞赋总共篇目当在百篇以上。这个数目在当时已较为可观了。 五、入晋后蜀人身世沉沦与作品流传
这些作品遗失殆尽，除了作品本身不能完全体现出时代潮流的因素之外，还有以下更为直接的因素所致。
入晋后蜀人被大批迁移，绝大部分地位低下，坎坷沉沦，“能文”之士凋零散落，作品不易流传和保存。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系统论述了“入晋之蜀汉人士命运的浮沉”[13]，常璩自己也有评论：“若斯诸子……徒以生处限外，服膺日浅，负荷荣显，未充其能；假使植干华宇，振条神区，德行自有长短。然三赵、两李、张、何之轨，其有及之者乎？”[6]意思是说如果这些“后贤”像汉代的“先贤”一样正常任用，一定会扬名天下。这是东晋时蜀人的抱怨，也是魏晋之际实际情势的反映。
《华阳国志》：“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故蜀大官及尽忠死事者子孙，虽仕郡国，或有不才，同之齐民为剧。又上：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7]这“三万家”当囊括了蜀汉大部分“能文”之士，这不只造成蜀汉作品不易流传保存，也是整个南北朝、隋及唐初蜀地“无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14]。“时廷尉卿诸葛冲以（何）攀蜀士，轻之，及共断疑狱，冲始叹服”[8]。蜀人身世沉沦，諻论文章。文献遗落以及文章被轻视是入晋后蜀吴人士共同的遭遇，东吴陆机兄弟入晋之后也是如此。蜀人辞赋当多有不合晋情势者，如“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3]。所谓“无所革讳”，其实正透露着“革讳”的消息。如《诸葛亮集》现存文章有“诽谤”魏之词，而不及司马氏，是晋统治者可以接受的，也可以看做是陈寿删削的结果。因此，从保存流传的角度看，蜀汉文章也较魏晋文章更为困难，连曹植作品都需要朝廷特别安排撰录以保存，景初中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於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3]可想而知，没有“副藏内外”的蜀汉文章，其流传就更为艰难了。
历经西晋末年和南朝的诸多“丧乱”，文籍遗失严重，而蜀汉与曹魏相比，则更多了蜀汉灭亡时的一次文籍毁灭，即《三国志》云：“钟会自涪至成都作乱。会既死，蜀中军众钞略，死丧狼籍，数日乃安集。”[3] 考《隋书·经籍志》集部的著录，蜀汉人的文集仅有四部：“蜀丞相《诸葛亮集》二十五卷，录二十四卷；又有蜀司徒《许靖集》二卷，录一卷；征北将军《夏侯霸集》二卷。亡。晋巴西太守《郤正集》一卷。”而魏、吴文集则多得不得了[15]。
蜀汉辞赋虽不是时代主流，成就也不高，但它是当时文学的组成部分，反映着当时政治、文化诸多因素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也是当时文学的一个有价值的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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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1061。
作者简介：杜松柏（1965-），男，四川达县人，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