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分三国，英雄辈出，纵横驰骋，三国分立时间不是特别长，所以没像南北朝那样演变为主要依托国力竞争的完全不同的势力；也没有特别短，不像刘项之争以及后来的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之争，个人的军师才华以及战争的偶然性起了较大决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魏蜀吴三国之争霸，最完美地演绎了分裂势力争霸天下的动人一幕，国力、将领、策略谋略、外交的各种综合因素都起了重大作用，为后人留下的思考与借鉴也最多。 既然三国的国家定位都在图存与争霸，分析三国各自的目标有无达成、谁为胜利者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课题，晋代魏后三国归晋，胜利者自然是魏国。但仅仅是如此吗？ 第一点需要明确的是，晋不是魏。不仅仅因为在表面上换了一姓的统治者，更根本的在于，晋的立国理念和所依托的统治阶层与魏有很大差别。是变更了立国理念和统治基础的晋能统一三国而不是原来的魏能统一三国。 陈寅恪曾指出，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一直为当时的世家大族所看不起，所以曹操主要依托自身的家族势力以及出身寒门的人征战天下，曹操提出“唯才是举”，不是因为他的理念有多么先进，而是因为其出身与形势使然，既然得不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只能打破门第之念，从寒门中挖掘人才。而司马一门本就是世家大族，本身与其他大族在婚姻与利益上都盘根错节，所以当其取得政权后，立国施政方针完全是依托世家大族。从另一个角度说，司马氏之能取代曹氏，也正是因为司马氏背后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决不是只靠阴谋就能取得政权的。 第二点，说三国争霸胜利者为吴，不仅仅因为吴的存续时间最长，更因为吴在江东打下的基础最终使东晋能够顶住北方五胡的进攻，而使中国文化得以存续。而吴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魏蜀吴三国中，吴的立国理念最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一个政权的存续时间是其生存能力的一个重要证明。这里就要说一下魏蜀吴三国立国理念之不同。 关于魏蜀吴三国的立国精神，我们从它们各自的国号就可以窥到一斑。“魏”、“吴”都是地域性符号，这两个字主要标示各自的地域。曹丕以“魏”为国号，当然主要是由于曹操受封魏王（封地在邺，属古魏地）。但我们要看到，以“魏”为国号，意在强调政权的地域性根源，以获得以魏地为核心地区的北方士人的认同。吴之立国，更是完全体现其作为地域性政权的特点。而蜀之立国，以“汉”为国号，是强调对汉代文化符号的直接继承。 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来说，以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的发展为推动，辅之以文化上的清谈玄风，决定了政权的基础都在走向地域化，魏和吴都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吴是主动，与地方世家大族融合也最好，魏是被动，曹丕想以此求得世家大族的支持，但融合中一直有矛盾，最后是魏政权完全被世家大族掌握和取代。 蜀汉选择继承性来标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是主动的选择，但也是不得不然。 从条件上说，采用原王朝国号要求统治者与原王朝有血缘继承性，或至少是同宗。刘备与汉王朝的血缘联系并非那么直接，他为了论证蜀汉政权对汉室的继承性，不得不把这一血缘联系过分渲染与夸大。而刘备之所以无法象曹魏和孙权那样以地域性符号作为国号，而选择继承汉作为自己的国号，除了自己姓刘有这一尚可利用的条件以外，是有下面的苦衷： 一、刘备早期一直是一个流徙性政权，没有建立自己固定的根据地，也便没有获得某一固定地域世族的支持。这意味着他的政权不能也不必要以某一地域符号标示。而长期流徙带来的有利影响就是使刘备对多个地区的士人有影响，而唯一能对这些不同地区士人起到连接作用的就是“汉”这一原王朝符号。
二、蜀国的统治集团构成与魏吴有很大差异。魏国和吴国的统治层都来源于当地，并已本地作为人才、兵员的来源和储备库，其政权基础也主要来自于本地世族的支持。只有蜀汉的统治层分为“原从”、“荆州”和“蜀地”三部分，结构复杂，并且蜀国本地人一直没有成为蜀汉最核心的统治势力，最上层一直是原从和荆州士人占主导。也就是说，蜀汉政权对蜀国人来说更多是一个外来政权。但蜀汉的兵员构成及人才后备又必须依赖于蜀国本地人，如何使作为兵员及下层统治基础的本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上层非本地人势力的统治，对于蜀汉统治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蜀汉要把原来来自不同地域的追随者集合在一个名号下，要使蜀国的人民和士人相信自己有资格统治他们，决定了刘备必须采用“汉”这一国号。如果用“蜀”的话，一来原从与荆州人马会没有归属感，再者，把刘备看作外来人的蜀人未必会认同。 而吴国立国之处即依托当地世家大族，走了地域化政权的路线。所以其在国家政策上，最为务实，不会像蜀汉政权那样做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北伐，也不会像刘备那样为了意气之争而伐吴。故虽前有刘备进伐之仇，而当诸葛亮主动议和时，能够实现吴蜀之联盟。吴蜀联盟是双方务实政策的胜利，也是最符合实际利益的。考察吴国对于魏国的态度，在刘备进攻之时，不惜对魏称臣，后来对诸葛亮北伐时，也配合出兵魏国，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吴国能最大限度保护当地世家大族的利益，当然也获得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所以才会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东吴“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江东的经济还是比中原落后很多，所以当晋取代魏国，完全实现世家大族掌权的地域化政权以后，在实力上就超过吴国，吴败于晋，国家实力是最终决定因素。 而在历史后来的发展中，晋因为其世家大族掌权和地域化政权的本质，国家力量易分散和无法集中，故有八王之乱，而同样因为其政权性质而无法怀纳北方少数民族，而终至灭国。 永嘉南渡之后，东晋在世家大族支持下，依托当年吴国留下的家底，才顶住了北方胡人的进攻，使华夏一族之文化不绝如缕而得以延续。但也正因为其地域化政权的本质，无法怀纳北方少数民族，所以即使屡屡有北伐，而不可能获得成功。华夏之再度一统与复兴，必须有待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融合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权精神与制度模式，那也就是隋唐的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