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以及《宰相刘罗锅》等清宫剧中，经常会听到皇帝动怒时的一句经典台词：将某某发往宁古塔，永世不得入关!那么，何为宁古塔?宁古塔又在何处?
其实，宁古塔不是“塔”，而是一个城名，是一个清朝时期的关外流放罪犯场所。旧城在今黑龙江省安宁县西海林河南岸旧街镇。宁古塔属边远地区，旧时，这里环境恶劣，气候异常，很适合罪犯改造。既然无塔，而为何又称为“塔”呢?相传，清皇族的远祖兄弟六个，曾居住于此。满语谓六为“宁古”，谓个为“塔”，故称“宁古塔”。清时，罪犯来到这里要开荒种地，修桥筑路，而且还要为当地官员、旗人服役。
历史上的罪犯流放最早起源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到清代逐步健全了罪犯流配制度，设置了多处罪犯流放点。顺治初年制定大清律，对罪犯的流放作了详细规定，主要是流放人员的起因、种类，流放人员的刑期、生活等。乾隆初年公布的《大清律例》规定：“强盗免死减者，行劫数家止首一家者，伙盗供出首盗即时拿获者，偷盗坟墓二次者……具佥发宁古塔等处。”发往宁古塔的罪犯，一般以10年为期，然后考查他的现实表现，如能悔过自新，又情愿回原籍者准予回籍。但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将永远不得入关。
根据《中国通史》、《清史稿》等记载，发遣到宁古塔的罪犯，除了平民百姓和旗人外，还有朝廷大臣。顺治十二年(1655年)吏科副给事官彭长庚、一等子爵许尔安因上疏称颂睿亲王多尔衮，并要求为多尔衮恢复爵号。皇上将此事交给大臣们密议，拟判处二人死刑。但皇上念其二人曾有功于朝廷，便下召免死，流放到宁古塔。
清朝期间，发配到宁古塔的“名门望族”不计其数。康熙年间，轰动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方孝标《滇黔纪闻》案，先后涉及三四百人，包括康熙的宠信江苏巡抚张佰行、名人志士方苞等均受到株连。康熙看过奏折后，认为涉案人太多，而且过一个多月就是他的六十大寿了，他也想讨个吉利，遂只斩戴名世一人，并未罪及家人。对方孝标，因其已过世，并未深究，只是将其子及家人一并发往宁古塔。
四百年前的清初， 宁古塔曾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因为明清易代之际，清统治集团对明朝归顺的汉人官僚极为敏感，动辄便遭流放，而宁古塔便是当年有名的流放地之一。
许多流人出塞时，从关内带来蔬菜和花卉的种子，移植塞外。流人方拱乾《移居》中有：“花杂依晴砌，蔬迟趁雨天。都中携种远，马上带根鲜。”第三句加注道：“坦公(张缙彦)分蔬子数掬”。张缙彦不远万里，从马上带来种子和植物的根茎，分给了友人。宁古塔流人的遭遇与文革后期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倒是有些类似。
流人们在耕作之余，依然延续着谈学论道、吟诗作赋的遗风，由此出现了“七子之会”，据说这是黑龙江历史上的第一个诗社。
“七子之会”的核心人物即前述将种子带到宁古塔的张缙彦。张缙彦为南明降臣，在清朝内汉臣发生的“南党”、“北党”相争中，“北党”失势，依附于“北党”的张缙彦受弹劾被流放宁古塔。身处逆境，留连诗酒，不废庄老风度。康熙四年(1665年)，他集姚其章、吴兆骞、钱威，及苕中的钱氏三兄弟钱虞仲、方叔、丹季结为“七子之会”，“分题角韵，月凡三集”。吴兆骞流放宁古塔计23年。他的出身及特殊际遇结合了他的诗名，使他一直为士人所关注。当年，沈德潜编选《清诗别裁集》中，选吴兆骞诗16首，将其列为重要诗人。吴兆骞对“七子之会”的每个人都有评价，称张缙彦“河朔英灵，而有江左风味”;姚其章之诗“春林翡翠，时炫采色”;钱威“议论雄肆，诗格苍老”;至于三钱兄弟则是“才笔特妙”。吴兆骞、钱威与姚其章均以南闺科场案牵累流放，而三钱则是浙东通海案中被处死的钱瞻伯的三个弟弟。时人评钱氏兄弟：“虞仲英姿磊坷，皎皎若仙，不愧王榭家风，尝与其兄瞻伯、弟方叔、丹季，刻烛联句”。
张缙彦的文集《域外集》收入《游宁古台记》一文，记录了1661年重阳前，18个流人名士相聚踏青登高赋诗的盛会。这次盛大的诗人相聚是在七子“月凡三集”之前。宁古台为距将军府衙城东5里一座小山，海浪河从西北两面绕过，形成西北两面悬崖绝壁。当地人又称这小山为龙头山，因为它像吸水的龙头。
这次诗会包括六十几岁的风烛老人方拱乾。他长流塞外，留在桐城的家人和亲友得知朝廷扩建皇城，颁布流刑之人可以认工赎罪。方家上下罄尽所有，认修了前门城楼，使他得以在不久后赦还故里。张缙彦的文中记录：“岩回波绕，升高骋目，天风飕飕，迥然有尘外之思。遂系马披榛，烧蓬置酒，分曹竞饮。”与我们时下的野外聚餐差不多。文中还记录其中一人下套捉到一只野鸡，但没有被烧吃掉，而是被“恻然”的方拱乾暗地里在崖顶放飞掉。方拱乾当场赋诗《放雉》两首。众人将放雉处命名为“放雉涯”，“志不忘也”。方拱乾返还故里后再次写下《忆雉》一诗：“笼外有天地，山梁霜雪春。别时犹顾我，行处未逢人。曾否故巢在，应疑旧羽新。花根见余粒，爪印印阶尘。”
《游宁古台记》一文写于十年后，其时方拱乾已逝去五年。这篇记游是因张缙彦整理书稿杂物时，看到方拱乾当时所做诗，不禁眼泪盈眶，执笔写下的，文中有 “坦庵(方拱乾)以是年归里，闻其没复五年，遗迹如新，墓木已拱，百年几何?欲常遇胜游如此日者，岂可得耶?”
当年放雉的崖顶，今人立有石碑“放雉涯”。
宁古塔并不是因什么塔而得名，它是满语的音译，六或六个之意。据说早年曾有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兄弟六人，觉昌安在赫图阿拉一带出任都督，六兄弟分别带兵驻守在外，六个兄弟均称“宁古塔贝勒”，他们的驻地则被称为宁古塔。在长白山一带以宁古塔命名的不止一处，因海浪河畔的宁古塔后来为将军府衙重地，这名字便被沿用下来。
在海林的一个名叫古城村的村头，当年将军府衙所在的宁古塔城的残墙犹在，为原城墙的一个边角，约300米。它被圈出来，成为宁古塔遗址。
清代的宁古塔类似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按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诸流人虽名拟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穴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 “弥望无庐舍，常行数日，不见一人。”虽说自然环境恶劣，但到得宁古塔，流人的待遇，却远优于沙俄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到了那里虽无返还的自由，但也还不全是失去一切自由的劳改营。其时，宁古塔为驻边重地，巴海任宁古塔将军。巴海自幼随父征战沙场，但骑射同时，通晓满蒙汉三种文字，且在顺治九年，第一次为满人放榜的科场上，录取为一甲第三名——探花，由此开始了在京城的仕途生涯，直至接替其父任职宁古塔将军。当年流放到宁古塔的罪人多为名流，其获罪大都并不关涉人格，巴海对这些流人多有倾慕。因此，他在安置流人的官庄，搭建了保暖很好的草房。流人到达戍所，首先要被编入兵丁，参加军事训练。但巴海对他们网开一面，单独编伍，然后，让他们管理府务、军营粮草账目等，充当随军幕僚。按大清律例，流人在官庄要从事耕作，但常有例外，比如流人吴兆骞便在宁古塔将军府城内的许尔安家开馆授徒，跟他一起开蒙读书的，除了许尔安之子，巴海的两个儿子，还有较早流放到宁古塔的陈嘉猷之子、孙汝贤之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