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仿佛是一条无人可以逾越的规律。但看中国历史，由统一而分治，由分治而统一，或几百年一变，或几十年一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果然如此。
然而，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国家，非产生分治不可，甚至非分裂不可。内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深思索。造成旧王朝灭亡的，概括地说，包括四个基本原因。
第一，内乱。内乱的因素也多。广义的界定，内乱可以认定为朝廷内部之乱，例如党争之乱，例如王权与相权的矛盾。狭义地考虑，所谓内乱，主要是宫廷之乱。而宫廷之乱，又包括因为太子势力过大造成的动乱，或者因为内宫与外戚勾结造成的动乱，还包括太监擅权造成的动乱，但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皇帝本人的昏聩无能，或者滥施暴政造成的内廷与国家之乱。
中国历史上，因为内廷之乱造成朝代灭亡与更替的史实最多。以至有人说，西汉亡于外戚，东汉亡于宦官，唐代既亡于宦官，又亡于割据。因此，自宋代开始，对于内廷之乱，特别重视，对宦官与外戚的行为严加约束，不容其有任何越轨的事情发生。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你管得住宦官，却管不住自己。说来说去，还是皇帝自己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所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可以认为，“话说天下大势，乱久必治，治久必乱”了。
第二，割据。割据即军阀割据。秦末就有军阀割据，但和后来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那时的军阀，大多是有封号的，先封诸侯，以后割据。但社会要求统一的力量强大，所以虽有割据，不能长久，七乱八乱，走向大治。
东汉亦亡于割据，割据成为主要社会问题，近人所谓“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正是三国时代的生动写照。
唐代同样亡于割据，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的权威已然不复昔日景象。地方军阀势力日益强大，与朝廷的关系，和和打打，打打和和，终于不可收拾，酿成五代十国那样的混乱局面。
割据反映的主要是王权与军权的矛盾，所以到了宋代，对于军人特别警惕，采用各种方式，如最高军事长官由文官担任，实行督军制，高级军官定期调动，使兵不能识官、官也不能识兵，如此等等。宋代没有割据，就是北宋已亡、南宋立足未稳之时，各勤王之军，如韩世忠、岳飞、刘琦等人率领的军队，依然严格控制在朝廷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所以，岳家军虽声名显赫，但皇帝要杀岳飞，依然不是一件难事。
割据现象直到明代末期才又有所抬头，以后到了民国时期，又形成新的历史局面。
第三，起义。起义主要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历代不绝，但有大小之别。大的农民起义，能致王朝于死命，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于农民起义，无不深恶痛绝。视起义军为盗匪，必须痛歼之而后快。但事实上，剿杀农民起义，并不简单。而农民起义的情况，又各个有异。所以，从其动机上看，统治者是对于任何起义都一定要痛而歼之的，而从其效果上看，虽拼命剿杀，也不见得成功。于是既有剿杀，也有招安，软硬兼施，交替使用。
第四，边患。边患是自西周以来就没有真正彻底解决过的大问题。周王朝东迁，就和边患有关。以后，战国时期，北方诸侯开始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再修造统一的万里长城，这也和边患有关。汉武帝八次征伐匈奴，实际上就是边患之战。东汉讲和亲，和亲确实起了作用。但进入晋代，北方又乱，于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一段极其惨烈的历史时期。边患在唐代未成大害，在宋成为亡国之恨，在明又成亡国之恨。边患问题之大，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诸如《杨家将》、《说岳全传》等书的风行，皆与边患有关。
上述四种大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
边患与农民起义有关，这是明代亡国经验所证明了的；割据也与农民起义有关，这是唐代亡国经验所证明了的。
而无论农民起义，还是割据，还是边患，皆与内乱有关，这是历代改朝换代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由此看来，国家政事虽大，却又应了民间的一句俗话，即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如果你皇帝是好的，国家机器本身没大问题，其运作是正常或者比较正常的，那么，农民起义就不会发生，就是发生了，也不能动摇国家的根基；割据自然也不会发生，发生了也容易纠正。那情形，就如同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一样。从而边患也不会成为太大问题，因为你强悍，我更强悍。你捣乱可以，想亡我国家，办不到，其结果就如同汉武帝北伐匈奴一样，不但把匈奴人逼至漠北，而且把他们赶向欧洲，从而为汉王朝迎来一段平静的边境局面。
四乱其实始于一乱。一乱就是内乱，而内乱首先发因于皇帝，或者因为皇帝无能，或者因为皇帝昏庸，或者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暴君，或者因为他年龄太小，不能理政，或者因为他选错了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