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是在适当的外界能量作用下，自身能进行迅速而有规律的燃烧，同时生成大量高温燃气的物质。其实在火药发明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善用火攻敌人的方式，春秋战国之际（约公元前5世纪），中国战争中火攻的运用已经相当高明，它与先民在狩猎中对火的利用有自然的联系。火药发明前中国的火攻方式是什么？
《孙子兵法》甚至对此专门做了论述。
《孙子。火攻篇》曰：“烟火必素具。”这是讲军中“贮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须预备，伺便而发”；
又曰：“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这是讲火攻必因天时，所谓天干风燥，因风纵火，风助火势；
又曰：“火发于内，则早因之于外……以火佐功者明。”这是讲纵火焚敌与军队攻击相配合，借火乘乱而收奇效，故杜牧注说：“凡火，乃使敌人惊乱，因而击之，非谓空以火败敌人也。”
千百年来，火攻战法一直为中国的军事家所喜爱，孙子的这些论述，则一直被人们奉为火攻的基本原则。
古代火攻，既施之于野战，也应用于水战。野战焚敌营寨、粮秣、积贮、辎重、桥栈，水战焚敌舟船、水栅。特别是在攻守城作战中，更大量使用火攻：攻方用各种火攻具焚敌城门、城楼、屋舍、积贮，守方则抛射纵火物焚敌攻城器械。《墨子》城守诸篇因而频频论及守城时的防火问题。
汉末三国时，以火佐功出现了一个高潮，一些著名战争，赤壁、夷陵等，为火攻的成熟范例。
至唐代，军事家们对火攻的方法和器材进行了总结。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兵书，几乎都有专门的篇幅论述火攻。通过《李卫公兵法》、《太白阴经》、《通典。兵典》等著名的唐代兵书中的有关篇幅，我们能够对火药出现以前的中国的火攻器材做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当时主要是用各种易燃的膏油，如动物油脂、麻油，偶尔还有石油，浇淋、浸渍蒿艾、苇荻、秸秆、薪刍、麻布等物，或以弓弩、抛石机发射，或以兵卒、动物（马牛鸦雀）携带，或以车船载送，以纵火焚敌。具体之器，名目颇繁，如《太白阴经》卷四《火攻具篇》论述火兵、火兽、火禽、火盗、火矢，《攻城具篇》述及火箭、雀杏，《守城具篇》述及燕尾炬等，现摘录如下：
火兵，以骁骑夜衔枚，缚马口，人负束薪藁草，藏火，直抵贼营，一时举火，营中惊乱，急而乘之，彼静不乱，弃而勿攻。
火兽，以艾蕴火，置瓢中，开四孔，系野猪麞鹿项下，爇其尾端，望敌营而纵之，使奔彼草中，器败火发。
火禽，以胡桃剖令空，开两孔，实艾以火，系野鸡足，珍其尾而纵之，飞入草中，器败火发。
火盗，选一人勇捷，语言、服饰与敌同者，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中，焚其积聚，火法趁乱而出。
火矢，以臂张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乘火冠矢端，以数百端候中夜齐射入敌营中，焚其积聚，火发军乱，乘便即攻。
火箭，以小瓢盛油贯矢端，射城楼橹板上，瓢败油散，后以火箭射油散处，火立焚，复以油瓢续之，则楼橹尽焚。
雀杏，磨杏核中空，以艾内火实之，系雀足，薄暮群放之，飞入城中栖宿，积聚庐舍，须臾火发。
燕尾炬，缚苇草为炬，尾分为两歧，如燕尾状，以油醋灌之，加火从城上坠下，使骑木驴而烧之。
由于纵火物也常以抛石机抛投，而抛石机古称砲，故抛投纵火物的抛石机，又被称为火砲。路振《九国志》卷二记：唐哀宗天佑初年，郑璠攻豫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所谓“发机飞火”，就指用抛石机发射纵火物。
石油在火攻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火攻运用石油始见于南北朝时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四十肃州玉门县下有云：石脂水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盝取用，涂鴟夷久囊及膏车。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围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逾明，酒泉赖之获济。
甘肃河西地区酒泉、玉门一带是中国传统的石油产区。河西石油的发现，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晋张华《博物志》卷九记：“酒泉延寿县南有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其水有脂，如煮肉汁，挹取若著器中，始黄后黑，如不凝膏，燃之极明，与膏无异，膏车无异，膏车及水锥釭甚佳，但不可食，彼方人谓之石漆。”
陕北也是中国传统的石油产地。陕北石油的发现，更可追溯到汉代。《汉书。地理志下》上郡高奴县下有注云：“有洧水可燃”汉代高奴即现在陕北延长。高奴出石油，后市有更明确的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说：“高奴县有洧水，肥可燃。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唐段成式《酉阳杂组》卷十说：“高奴县石脂水，水腻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车及燃灯极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说：“漉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稚尾裹之，乃采入缶中，颇似纯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
然而，中国在历史上并不富产油气，古代对石油的发现和利用，只见于个别地区，范围甚小，且多是利用自然渗溢的地表油，缺乏提炼，其燃烧性能并不比动物油脂显著突出。所以火攻用石油，一直不多见。
五代时期，火攻开始使用海外舶来的石油制品，时人称之为火油或猛火油。钱俨《吴越备史》卷三记：五代后梁贞明五年（919年）吴越以水师伐淮南，大战于狼山江（南通一带），进火油以焚敌舰。作者自注曰：“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武肃王（钱缪）以银饰其筒口，脱为贼中所得，必剥其银而弃其筒，则火油不为贼所有也。”
这是我国古代使用猛火油喷火器的最早一例。此后百余年中，这类喷火器使用渐多。不仅用于水战，更用于攻守城战。北宋庆历四年（1044）成书的《武经总要》记有两种猛火油喷火器，一种较大型，其储油装置是一熟铜柜，故称“猛火油柜”；一种是小型的，其储油装置是一铜葫芦，便于携带。二者皆以唧筒抽射火油，唧筒的口部有火楼放置引火物，油经桶口喷出便被点燃而成烈焰。
所谓猛火油或火油，实乃经由海陆从大食传来的希腊火。这是一种石油基液体混合物，用于战争中火攻焚敌，本为7世纪拜占庭人所发明，后被阿拉伯人所掌握，于是又有了一个阿拉伯名字（naft，英语naphtha词源）。希腊火以中东所产轻质石油（石脑油）为主，混合硫磺、沥青、树脂、木炭和石灰而成，或装入罐内抛投，或以金属质的唧筒喷射，燃烧性能极佳，在中东地区盛行了六七百年。据九世纪的拜占庭著作《战术学》的描绘，当时士兵以手持的小筒从铁盾后面喷出火来。1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猛火油喷火器，当是随大食火油一道从阿拉伯传来的。但中国很快就掌握了猛火油及喷火器的制作技术，并有所改进。北宋时在“广备工程作”之下设有“猛火油作”，便是军工部门的制造。而《武经总要》所载两种猛火油喷火器，当也经过了中国工匠的改进，其重要表现就是点火装置中加入了火药。
另据记载，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曾向中国进贡火油。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占城国王遣使来献方物，中有猛火油八十四瓶。背诵开宝四年（971年），三佛齐“遣使李和模以水晶、火油来供”。自晚唐以来，因吐蕃、契丹等的遮阻，陆上丝绸之路基本中断，中国与西亚的联系，主要通过海路。东南亚就成为了重要的海上中转站，因此其进贡的器物很可能是来自大食。
希腊火的传来，丰富了中国火攻的器具和战术，但是有限的数量并未造成革命性的突破。只能算是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个小插曲。但是也为后来的火药的发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