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顺古镇，和顺是云南的第一侨乡，明清时已有许多和顺人往缅甸经商、谋生。和顺商人在中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南诏太和城遗址，位于云南大理古城南7.5公里、苍山佛顶峰麓、太和村一带，是研究南诏初期阶层的结构，职官制度的重要资料。
《乾隆朝中缅冲突与西南边疆》该书作者杨煜达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当时清朝把骚扰西双版纳一带的人叫做“莽匪”，把骚扰孟定一带的人叫做“木匪”，清廷知道“木匪”就是缅甸王朝；至于“莽匪”是哪一部分人，与木疏夷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没有搞清楚，清廷从上到下都不知道“莽匪”和“木匪”都是缅甸王朝。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在乾隆三十二年，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年了。
东方早报(博客,微博)：清初，中缅关系在这一地区是怎样的情形？
杨煜达：清初吴三桂追击永历皇帝，率兵进入缅甸，缅甸把永历皇帝交出来之后，两个国家就没有正常的政治往来，但是经济交流非常频繁，远远超过以前。
我们知道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得很早，但是这条路上物流量实际上是不大的，因为交通条件十分困难，只有价值特别高的珠宝、丝绸等类商品才得以在这条道上流通。到了清初，这种贸易完全变化了，有大量云南内地汉人到木邦等掸邦高原地区种棉花，又有客商将棉花带回云南。因为云南本地不产棉花，棉花就变成中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产品，贸易量非常大。而内地大量的丝制品、铜铁金属和各种日用百货也大量进入缅甸，可以说，双方的经济往来直接影响到了滇缅双方人民的日常生活。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雍正时期有记载说，缅甸王朝误听谣言以为清王朝要收回木邦，于是就闭关不让云南内地人过去种棉花，然后云南的棉花价格飞涨，老百姓就缺少衣料可买。可见，双方的交流已经远远超过过去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从明代开始，大批内地人来到这个地方开矿，主要是银矿，当时比较著名的大矿有茂隆银厂、波竜银厂，后来英国人也在波竜银厂大规模开采，这里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银铅锌矿。
我曾经对这里的银产量做过估计，欧洲专门做冶金史的专家讨论认为这个估计偏保守，依据他们的判断这里的银产量更大。这样的白银产量对中国的白银流通影响很大。所以，缅北地区的经济对西南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都是有影响的。
东方早报：那么，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态势是如何被打破的？
杨煜达：十八世纪中期，按照缅甸的说法，东吁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很腐败，任用非人，导致了缅甸的内乱。缅甸内乱首先就表达为民族战争，表达为孟族对它的反抗，并且也是孟族人最后攻占了缅甸的都城阿瓦。
在阿瓦被攻占之前，缅甸国王派了一个使团，由在茂隆银厂开矿的矿主吴尚贤陪同到北京向清廷皇帝进贡，表示臣服，但是这个使团还没有回到缅甸，阿瓦就被攻破了。此时清王朝态度很有意思，虽然说缅甸王朝已经前来投奔，但是清王朝采取完全的中立政策，包括缅甸的一个王子和王妃逃到边境—就是现在的瑞丽，要入境避难，北京表示不同意，这些人从此就没有下落了。
后来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缅甸军队几次进入内地。起初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是缅甸一方要求中国归还入境的难民，这要求不过分，但前提条件是这些难民愿意回去，难民中有些人是反缅的，他就不愿回去。
东方早报：清廷为什么选择完全中立的态度？
杨煜达：缅甸内战是从乾隆初年开始，缅甸使团入京朝贡是在乾隆十五、十六年，缅甸王子要求避难的时间是乾隆二十年前后。
当时清朝整个战略的中心是对付准噶尔，一方面是无暇顾及，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对整个西南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即使是北方的压力减小，它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轻易开启战端。尽管后来清朝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战争前期，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而且，战争前期是缅甸王朝和不服从它的傣族土司在打仗。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缅甸会在土司政权中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做代理人，代理人和土司之间也会打仗；这些土司又会联合起来和缅甸王朝打仗，这就形成反复的战乱。乾隆二十七年以前，这些战乱基本没有波及中国边境，所以中国对这一地区也没有做出直接的反应。
另外，这与地方官员、封疆大吏的性格也有关系。当时云南的官员，包括总督爱必达、吴达善、刘藻这些人都不喜好边功，他们开边患的积极性不高。我在书中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参加缅甸内战的桂家宫里雁，一个是积极防边的矿民集团的首领，总督吴达善把这两个人都处斩了，可以看出他不愿意惹事的心态。
东方早报：既然如此，中国最终是如何参与到这场战争中的？
杨煜达：中国是稀里糊涂被卷进战争的。
关于这场战争有两份重要档案，一个是《莽匪节略》，一个是《木匪节略》。当时清朝把骚扰西双版纳一带的人叫做“莽匪”，把骚扰孟定一带的人叫做“木匪”，清廷知道“木匪”就是缅甸王朝（注：缅甸贡榜王朝起家的地方叫木疏村，故称为“木疏夷”）；至于“莽匪”是哪一部分人，与木疏夷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没有搞清楚，清廷从上到下都不知道“莽匪”和“木匪”都是缅甸王朝。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在乾隆三十二年，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