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危，鉴于太子李显充东宫才三年，处理国事经验不足，高宗遗诏命自己信赖的宰相裴炎与两位侍郎刘奇贤、郭正一为顾命大臣，“于东宫平章事”，以辅佐太子登基，并在遗诏中留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话，即特别授权武则天以太后身份兼决大事。但并不是全权委托武则天临朝管理国事，而是在有特别重要的军国大事，同时皇帝与大臣们又“不决”时，才能兼取她的决定。
然而，裴炎却在高宗死后第三天、太子在灵柩前即位后的第二天上奏说，嗣君尚未正式册封为皇帝，也未听政，不宜“发令宣敕”，建议“宣太后令于门下施行”—即一切政令都要以太后武则天令的形式发布。
裴炎这个史无前例的建言对武则天来说太及时了。武则天从当上皇后以来逐渐掌握朝政参决权，至今已二十多年，她掌控国家和百姓命运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而今那懦弱病衰的夫皇去了，虽然遗诏中给了她一些决定国事的权力，但却明定非“军国大事有不决者”不能过问，这使她原来曾享有过的权力遭到很大的限制。从此以后，虽然她贵为皇太后，但皇帝已经成年，显然不会让她过多地干预政事，这就不能不让具有极强权力欲的她产生强烈的失落感。现在，借着裴炎的这个建言，她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国事的处分权，以后，太子正式受册嗣位并尊她为皇太后，她却霸着权力不松手，毫无还政的意思，以致从此“政事咸决焉”。
可以想见，当时除了顾命宰相裴炎，其他人是不敢提出这种建言的，而如果没有裴炎的这个建言，武则天也很难找出什么理由取得国事决定权，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皇帝对政事的控制逐渐巩固，武则天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淡出政治舞台去过她那富足高贵、含饴弄孙的太后生活了，唐代历史自然会是另一番摸样。
就在高宗日渐病重的时刻，武则天忽然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建议—请求高宗带领文武百官东幸洛阳。理由是：到洛阳附近的嵩山举行封禅大典，祈求上苍保佑大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当然最重要的，是保佑皇上龙体康健、长命百岁。理由貌似冠冕堂皇，但高宗日渐恶化的病情实在不允许他长途颠簸，所以他并没有答应。武则天大为失望，如此一来，她策划已久的夺权行动就难以展开，甚至有流产之虞。
事实上，自从两年前处心积虑地废掉前太子李贤之后，武则天就开始酝酿篡夺天下大权的计划了。在武则天的计划中，把朝廷从长安迁到洛阳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原因很简单，长安是李唐旧势力盘根错节的老巢，在这里武则天难免会受到掣肘。而东都洛阳则不同，那是她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只有在那里，她才能自如地掌控一切!可如今连这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后续行动就更无法实施了，武则天愁肠百结。
关键时刻，老天爷帮了她的大忙。永淳元年(682年)四月，也就是武后提出封禅建议半年多后，关中突然遭遇了严重的饥荒，吃饭问题尴尬地摆在高宗朝廷的面前。由于洛阳拥有便利的漕运，储存了大量从江淮运来的粮食，所以从隋朝开始，每当关中出现灾荒，朝廷都会前往洛阳就食，这已经成为惯例。既然如此，高宗即使病得再厉害，也不得不宣布东幸洛阳了。当月，高宗、武则天连同文武百官就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了。天子銮驾刚抵达洛阳，武则天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第二步行动—重组宰相班子。
宰相团成员刘仁轨等反武派都被留在长安辅佐监国太子李哲，跟随高宗来到洛阳的，只有一个年迈体弱的崔知温，这为武则天重组宰相班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到达洛阳的第三天，武则天就以闪电般的速度提拔了四个亲信为宰相。
永淳二年三月初，宰相李义琰因改葬父母之事有违礼制，武则天趁机对高宗大吹枕头风，使得李义琰不得不以足疾为由主动辞职;三月末，崔知温又因病亡故。至此，整个宰相班子中除了一个年逾八旬的刘仁轨，其他人都已是清一色的后党。一切都在按照武则天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与此同时，高宗的病情也在无可挽回地恶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