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以“靖难”夺取帝位，这是有违朱元璋遗诏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合法的，因此成祖登基之初，他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是极度负面的，特别是诛杀方孝孺，更使他失去了士林的支持，残暴、弑杀、凶狠深深地印在读书人的脑海里，而建文帝的形象则是儒雅、宽仁，因此世人怜建文而惧永乐，这对于他的统治极为不利，因此，他急于改变他在世人眼中的负面形象，除了尽快在国内做出业绩，成祖决定采取主动的外交行为，在更为广阔的地方展现大明王朝的文明和富庶，同时更是为了树立永乐皇帝的光辉形象，于是便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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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当时引起了朝野诸多议论，很多大臣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但成祖始终是顶着朝廷的压力，力排众议，强力支持的，当然，这也有一些政治原因，比如后人所猜测的，追寻建文帝的踪迹，打击张士诚在海上的势力，包抄帖木儿帝国等，这些都有可能，但不是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正是在成祖的大力支持下，郑和前六次下西洋才能得以实现，比如成祖的儿子仁宗就不支持下西洋之举，好在仁宗在位只有一年，而仁宗的儿子宣宗又是支持下西洋的，方才有了宣德八年的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之后的二十八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从太仓的刘家港起锚(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率领两百多艘海船、两万七千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三十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加深了明朝和南洋诸国(今东南亚)、西亚、南亚等的联系。
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到达南端的好望角，也就是说抵达了大西洋，涉及三大洋，为此前的中国航海史上所没有，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他的航行比迪亚士早五十七年远赴非洲，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九十二年，比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早一百一十四年。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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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客观上传播了中华文明，加强了大明王朝与亚非欧三十多个国家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探索出亚非新航线，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远远大于经济利益，这种开放之举对于大明王朝的发展是极好的，然而，郑和死后，再也没有了下西洋之举，这是为什么呢?
不少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国家财政拮据，不可否认，下西洋之举耗资巨大，一艘宝船耗银五千余两，宣宗以后，大明王朝确实没有了成祖时期的辉煌，但仅以财政不支为由是说不过去的，成祖时期，多次对外作战，北征蒙古，南讨交趾，还完成了都城北迁之举，在这种情况下财力尚能支持六下西洋，还有一种说法是截然相反的观点，郑和下西洋并未造成国家财政空虚，郑和通过与各国的贸易，赚回了不少利益，也买回了许多稀奇的物品，一时间使得明朝的市场活跃起来，促进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成立，但足以说明，以国家财政拮据为由不行下西洋之举是说不过去的，那么，为什么后继之君就不能将下西洋之举延续下去呢?
笔者认为，朝廷“不差钱”，而是闭关自守的思想自宣宗之后占了上风，明人顾起元的笔记《客座赘语》中就曾记载“刘大夏私焚郑和资料”之事，明人严从简的笔记《殊域周咨录》也曾记载，宪宗成化年间，有人曾谏言宪宗效仿成祖之举，重新下西洋，而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无法找到，原来是被时任车驾郎中的刘大夏藏匿了起来，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之。”没有了海图资料，重下西洋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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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正史中没有查到“刘大夏焚毁郑和资料”确有此事，也不必去论定刘大夏对郑和的航海资料到底是焚毁还是藏匿，刘大夏对下西洋之举是不支持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刘大夏是明朝中期的著名大臣，先后辅佐英、宪、孝、武四代君王，作为这样德高望重的四朝老臣都是这样的态度，足以说明当时的朝野对下西洋之举是不持支持态度的，甚至是极为反对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领导外出航海的人才，郑和是回族人，出生在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曾经跋涉千里，朝觐麦加，因而被当地百姓尊称为“哈只”，即“巡礼人”或朝圣者之意，有着周游诸国的经历，这种经历也为郑和七下西洋提供了便利，而明朝对于文化的控制相当严厉，开科取士考的是八股文章，读书人整天钻研四书五经，根本不理睬社会的众生百态，对于诸如航海、气象、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更是无丝毫了解，尽管做明末有过西学东渐，但是相当有限，郑和之后，诸如郑和一般的航海人才几乎没有(郑和之后曾有他的搭档王景弘的第八次下西洋，王之后，就没有比较全面的航海人才了)，国家对自然科学更是毫不重视，因此，就算有时机出海，没有能够领导的人，也只能作罢。本文为讲历史原创，未经讲历史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