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法治”大概会成为一个热闹话题吧。建立法治的治理体制，离不开一个基础：有一套专业化、职业化的司法机构，一群有别于行政官僚与一般公务员的司法官。刚刚落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法官、检察官制度”，其实就是将未来司法改革的方向确定为推进司法的专业化。
一般认为，“司法专业化”并不是中国固有的司法传统，而是从西方传入的制度。我曾经在网上讨论宋代司法制度，就遇到网友挑衅地反问：“宋朝有法院吗?有法官吗?”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他想说传统中国的司法其实是跟行政合二为一的，除了设于中央的大理寺，地方并没有专门的法院，也不设专职的法官，而由行政官兼理审判事务。
但这位朋友的看法，肯定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因为宋朝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可能超乎今人刻板的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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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司法机关。中央一级，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关，分“左断刑”与“右治狱”两个法院，“左断刑”负责详断天下疑案及命官、将校犯罪案，“右治狱”掌审理发生在京师的刑案及诏狱。刑部则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分左右二厅，左厅负责复核狱刑，右厅负责官员的行政处分。刑部还有权派员监察大理寺与京师衙门的刑事审判。此外，京师还设有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都是隶属于谏院的直诉法院，接受士民向皇帝申诉的诉状，并且具有行政法院的功能。
在地方，路一级的大监察区设置有提点刑狱司，相当于中央派驻地方的高级巡回法院。提刑司负责审核州府上报的刑案，对没有疑难的死刑案拥有终审权与核准权，但疑案须奏报大理寺复审，这叫做“疑狱奏谳”。提刑司也有权力组织临时法庭，开庭审理州法院的上诉刑案。
宋代最发达的司法机构设置在州府一级。人口最多、府事繁剧的开封府，至少设有使院、府院、左右厅、左右军巡院六个法院;诸州一般均置三个法院：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当然一些小州则将州院与司理院合并，只置一个法院。每一个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主管当置司的推官、判官，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都是专职的法官，除了司法审案之外，不得接受其他差遣，即便是来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绝，“虽朝旨令选亦不得差”。
州府法院既接受县级法院初审案的上诉，本身也受理诉状，审理刑案，所以讼务最为繁忙。我们现在看电视剧，以为开封府所有的案子都是包青天亲自审断，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你让包青天变成三头六臂，他也忙不过来啊。在开封府审案的通常是左右军巡院的职业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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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县一级，司法力量的配置最弱，未设专门的法院，由行政长官——知县及其佐官兼领司法。不过县衙门只有权限判决词讼(民事诉讼)及杖刑以下的轻微刑案，对司法配置的要求不高。而且，即使是县，也设有专职的法吏，一是推吏，一是编录司。这两个专业化的法吏，不得兼理他务，并由财政给予优厚的待遇。可见宋政府对于县级司法也是比较重视的。
还有一点也可以说明宋代司法的专业化趋势：宋人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法官群体不同于一般官僚。因此，宋朝法官在获得任命之前，必须经过司法考试;曾犯过“出入人罪”过失的官员，也不得担任法官;朝廷严格限制法官的社交活动，其他官员可以相约喝酒宴乐，但法官不可以;同时给予法官尊崇的地位、优厚的待遇，“法官之任，人命所悬。太宗尝降诏书，诸州司理、司法，峻其秩，益其俸”。
这些州法院的司法官员，名义上算是知州的属僚——这也是宋代司法尚未完全独立的表现。但是，基本的“独立审判”机制则已经建立了起来，宋朝的法律明确规定：州县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得请示、征求上级法司的看法;提刑司如果发出批示干预州县法院的司法审判，州县法院可以不必理睬，一概依照法律办事;干涉下级独立审判的上级法司，以违制追究责任;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组成特别法庭审理案件，不受宰相与君主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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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名有抱负的宋朝法官，也会自觉追求司法过程中的独立性，而拒绝外界的影响，包括来自皇帝的影响。北宋的大理寺卿韩晋卿曾受皇帝委派，前往宁州按治狱事。依照惯例，韩晋卿赴任之前，应当入对，即入宫面圣，请皇上做工作指示。但韩晋卿拒不入对，说：“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岂应刺候主意，轻重其心乎?”他的意思是说，我奉命办案，以法律为准，国法摆在那里，就不必征求皇帝的意见了，免得干扰了司法。所以韩晋卿不入对便走马上任去了。时人也没有觉得韩晋卿的做法有什么不妥。
可惜宋人开创的高度发达的司法体系，以及司法专业化的历史方向，并未为后面的朝代所继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简陋、粗糙的状态，如明代的府一级(相当于宋代的州)，只设一名推官助理讼狱，而清代则连推官都不设置，府县的司法完全由行政长官兼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