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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我国古代是一个由皇帝统治的封建社会，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弊病，其中皇帝为了拉拢臣子达到某种目的，为了保证臣子们对自己的忠心，达到巩固自己对江山社稷的统治，将一些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发给自己的功臣和忠臣，以示宠幸，这些凭证类似于现代普遍流行的奖章，只不过其形制稍有不同内涵较为宽泛。其中有一部分凭证尤为特殊，皇帝为了表彰一些功臣的杰出贡献，颂其美德，是镌刻在铁制的器物之上，赋予了功臣所在家族以后犯下杀身之罪时，可免去死刑等相应的刑罚，这种凌驾于法典和王权之上的特权通过授予凭证来表现，这种超越王权及法典的免死金牌便是所谓的丹书铁券！
相传“铁券”外形如筒瓦状的铁制品，民间俗称“免死牌”.根据史料记载：其制法为熔铁铸瓦，状如蒸笼，断而为二，形如板瓦，是封建帝王颁发给有功之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其中受券人与朝廷各执一半。
在明代时期，金书铁券按等级划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二等，侯爵分为三等，伯爵分为二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一件授予获赐者，另一件藏于内府。在需要查验时，只要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可真伪立辨。
洪武三年，朱元璋开始大封有功之臣，获封公爵的有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6位重臣，获封侯爵的有28人，他们均被赐予看金书铁券。此后，朱元璋还陆续向新建立勋业或晋升了爵位的功臣颁赐铁券，也是有史以来铁卷同一时期颁发最多的时代，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在明代中后期，仍不时有功臣及功臣后裔获赐铁券。直到明代末年，刚即位的崇祯皇帝出自麻痹奸宦魏忠贤的谋略，还给其侄子魏良卿等颁赐铁券。
而与唐朝的相比之下，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就大不相同，其中有两个非常值得瞩目的地方：其一，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其二，免死的次数较少，孙子不免死。明代金书铁券的这些特点，表明在明代初年朱元璋确实希望能兑现他对功臣们的免死承诺。
相信许多水浒爱好者都知道，在宋朝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自称“小旋风”的柴进家中便有一件护身护家的宝贝，名叫“誓书铁券”。“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 誓书铁券’，无人敢欺负他。”第五十二回，写柴进被知府高廉抓进衙门，柴进说：“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后，家间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此回的另一处，则称之为“丹书铁券”。
这样一块保命的“宝贝”，因为其具有免死的特权，所以民间又把丹书铁券称作是“免死金牌”。连死罪都能免，更何况其它的法律呢？因此，丹书铁券除了为持有者带来无上荣光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隐形特权。
“丹书铁券”的相关制度始于汉代。根据史书的相关记载，汉高祖刘邦夺在登上皇位后，为了加固自己统治开始笼络众有功之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了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帛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这是有关丹书铁券的最早记载。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以金为匮，以石为室，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
相信丹书铁券的出现绝对不会是独一偶然的因素，而是跟它的渊源和原因有关。且具有盟誓信诺性质，因而铁券的出现与古代的盟誓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盟誓，是指人们用言辞共相约束。盟誓由来已久，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那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生命等认识有限，人们产生了灵魂不灭、万物有灵的原始世界观。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使盟誓的存在有了思想基础。与盟者向神灵祖先祷告、订约，并发誓遵守。利用鬼神的为力加强盟誓的双方的约束力。《诗·卫风·氓》中云“信誓旦旦”。在盟誓的过程中司盟或诅祝要撰写盟誓的言辞，即“载辞”，并将盟辞记于简册上，作为凭证。之后，“既盟则贰之。”可见，盟誓的载书有两份，一份作为存档的副本收藏保存，以后若有纠纷，以为凭据。另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盟誓虽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但其实质是为统治者政治服务的。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中央权威、维护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所以，盟誓制度一直被后世沿袭。铁券是盟誓制度演变的一种新形式，丹书铁券作为盟誓制度的文化载体之一，同样也是分为两部分，受券人与朝廷各执一半。
铁券自肇始后，名称亦有所不同。西汉时，称之为“丹书铁契”，也称之为“符”。史载：“迹汉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汉书·高帝纪》载，“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从“铁契”这个名词来看，体现了很明显的盟誓契约性质。而将铁券称之为“符”，也是侧重于铁券作为盟誓信物的特征。可见，在西汉初期，“丹书铁契”和“符”称法上虽有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东汉时已称之为“丹书铁券”了。东汉初，博士祭遵给东汉光武帝刘秀上疏中说：“昔高祖大圣，深见远虑，班爵割地，余下分功，著录勋臣，颂其德美……丹书铁券，传于无穷。”从这段材料推测“丹书铁券”最晚在西汉末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名称自出现便深入人心，一直延续至今。
其实在这种“免死金牌”诞生的最初，有无免罪和免死等许诺还不得考证，但仅作为一种加官进爵、封侯纳妾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常因细故获罪，直至被处死。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北魏孝文帝颁发给皇室宗室、亲近大臣的“铁券”是作为护身防家之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颁发“铁券”已较为普遍。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铁券”，也给宠宦、宦官颁发“铁券”。到宋、元、明时期，“铁券”颁赐逐渐趋于完备。现今玉存的五代吴越王钱谬的铁券最为珍贵。它是唐昭宗李哗乾宁四年赐给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钱谬的,以奖赏他打败董昌保全浙江的功劳。
钱鏐，唐末临安人，刚出生时，因为相貌异常丑陋，父母就想把他丢到井里淹死。婆婆心中不忍，就把他救了下来，因此，人们平日都叫他“婆留”。直至发迹后才改名与“留”同音的“鏐”，叫作钱鏐，钱鏐年轻时以贩私盐为生，后来吃粮当兵，由于打仗十分勇敢，逐渐做了将领，并且越做越大。先后败王郢，破黄巢，平刘汉宏，擒董昌，战功赫赫。唐昭宗乾宁四年封他为镇海、镇东两节度使，并赐以铁券。券上刻唐昭宗的诏书，诏书全文共333字，全部用黄金镶嵌。诏文主要褒奖钱鏐削平那个自称罗平国王的威胜军节度使董昌，称赞他“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志奖王室，绩冠侯藩。”
可惜时日如梭，没有多久李唐王朝便灭亡了，钱鏐自己经营了吴越国，铁券即被供于祖庙。以后赵匡胤统一全国，建立了北宋，钱鏐之孙钱俶向宋纳土称臣，诏于开封居住。但铁券仍留在杭州钱氏祖庙。淳化元年，宋太宗命杭州守臣将铁券送到汴京，太宗观赏后仍将其赐还给钱俶之子钱惟濬，惟濬死后交钱惟演，铁券遂收藏于京师昭化坊赐第。钱惟演死后，铁券交由其仲子钱晦保管，继而又转给惟演之孙钱景臻保管。其间宋仁宗、宋神宗都曾专门观赏过铁券。北宋末金兵入寇，钱氏举家携券南逃，到了南宋绍兴年间，钱景臻的儿子荣国公钱忱侍奉他的母亲秦鲁国大长公主避地临海。宋高宗赵构即命于台州赐第，第在临海城内美德坊。钱氏铁券从此“落籍”台州，成为台州钱氏的“族宝”。德祐元年，元兵攻破临海，钱氏有个家人带上铁券南逃，途中落入黄岩泽库。
元文宗至顺二年，有个渔人在黄岩泽库地方撒网打鱼，随网捞得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渔人也不知是什么宝贝，就用斧子斫了一斧，从斫开的斧痕中看来看去，既不是金，又不是银，只是一块黑铁，觉得没有什么用处，便将其丢在屋子的角落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渔夫的邻居——一个老学究看到了，他见铁块上有字，虽然并不知道钱氏铁券的价值，还是按铁的价钱买了下来。当然，渔夫和学究都不知道这333字是用黄金镶嵌的。后来有人将这一消息报告给钱氏十四世孙钱世珪。世珪花了十斛谷子换回了这块铁券，这一宝物总算重又回到了钱氏手中。可惜的是，只因浸水太久，嵌在后半段的金字大多都剥落了。
钱氏家传的铁券还有一段逸史。钱谬因功得券,深感皇恩浩荡, 一直把铁券奉为命根子而着意保管。但到了北宋开国后,昊越国已不能独立存，当时的吴越王审时度势, 决定纳土归降, 宋室优礼相待，钱氏铁券在北宋新王朝中依然有效, 故其子孙历代得以封王赐爵。南宋高宗朝, 还令钱氏将铁券送到朝廷亲览之, 后又御赐宅第, 供铁券之藏。从这些记载来看, 宋代的铁券基本是袭唐制的。唐代的铁券已经完全用金填字, 它实际上正名应叫“金书铁券”。
自铁券制从汉初肇始后, 历代帝王总是把它作为“固皇权” 的工具而加以利用。因为帝王们的贤愚不同, 喜恶差异大, 所以由铁券也引发了几出悲喜剧。南北朝时, 割据势力对峙, 城头经常变幻大王旗。史载, 北魏巴州刺史“始欣恐获罪, 阴来请降，梁武帝遣使以诏书、铁券衣冠等赐之”。结果梁武帝不损一兵一卒, 就扩大了自己的兵力和地盘， 后人评论说：“盖铁券之力也。”
唐德宗时期，中央集权衰弱, 藩镇雄悍崛起, 不听皇帝调遣。当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既解奉天之围,不获朝见, 因大怒。德宗遣中使谕旨加太尉, 赐铁券。怀光怒甚, 投券于地曰?‘人臣反, 则赐铁券,今赐铁券, 是使反也 ’”结果皇帝想用高官、铁券笼络也不奏效, 反而加速了李怀光的反叛。李怀光叛唐不久, 因失人心，终为部将所杀。
五代时, 后唐庄宗灭后梁颇得力于大将朱友谦, 庄宗曾亲“赐之铁券,恕死罪”。但事态的发展, 令庄宗一改初衷。后来他听信奸侈的谗言, 逐渐感到朱友谦有反骨, 终于捏个罪名, 将朱本人及其族人200余口一并斩绝。朱妻张氏临刑, 要刽子手从腰间取庄宗所赐的免死铁券, 嘶声呼叫：“此皇帝所赐也。” 抬出铁券来讨饶也无济于事, 刽子手们狞笑道：“正是今上叫斩耳！”
厉史上还有些“功高展主”或拥兵凯舰皇权的将相, 皇帝对其猜忌时, 常把颁发铁券作为防范措施。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后, 皇室权臣耶律重元握重兵,搜权威, 野心勃起。道宗虽察其心迹，但“欲擒故纵” ,除不断褒奖外, 又“册为皇太叔, 免拜不名, 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复赐金券”。这枚金券恍若麻醉剂, 更使耶律重元志骄气满, 胆大妄为, 最后被道宗抓住他的罪状, 一举剪除。其中水浒传第九回提到一位小旋风柴进, 他是前朝周世宗柴荣的子孙。宋开国后念柴家“禅位”有德, 也颁发了铁券给周世宗的后人。但北宋末年, 柴进的叔父柴皇城虽有铁券在手, 高唐州知府高廉（的亲戚殷天赐竟霸占柴家花园, 并将柴皇城打死。
帝王常以颁赐铁券作为一种特殊的恩宠，赏赐给勋功、重臣和将帅，对维护统治者政治，社会稳定，起到一定积极的、重要的作用。铁券自出现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铁券不仅成为神圣君权的象征，也成为时人建功立业的标志和理想追求。
不得不说所谓的免死金牌是一把双刃的利剑，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免除死罪成为铁券最重要的内容和特征，用铁券誓词公然规定受赐铁券者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在客观上允许拥有铁券者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恃权犯法，这既体现了君权的至高无上，又与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相矛盾、相冲突。在古代封建礼法制度森严的社会，很多时候，铁券免死只是流于形式。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并未真正兑现铁券免死功能，拥有铁券者的勋功之臣被诛杀的例子屡见不鲜，可见，铁券并非是万能的护身符。另外，铁券赏赐的同时还有大量物质上的奖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王朝中央财政的负担，铁券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有一句话说得极好：“不要随便相信承诺，因为承诺只有在当时是真的。”看来，即使是帝王丹书铁券的承诺，也很难保证。而在贪官酷吏恶霸地头蛇的眼里，“县官不如现管”，就像先前所说的殷天赐，当朝太尉叔伯兄弟的小舅子，纯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就能将柴家这样显赫的前朝皇族逼到如此境地，可见，丹书铁券在某些人眼里甚至可能一文不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还真得“感谢”殷天锡，毕竟是他们使丹书铁券缺牙豁嘴，显示了它的本色，使众多有恃无恐的“金枝玉叶”不再自我感觉良好。
古人曾经倡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可惜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很残酷！一个个丹书铁券暴露出了现实生活的赤裸裸的不平等，帝王们纷纷将“丹书铁券”赐予功臣，搞“法外施恩”，“铁”了心地偏袒爱护手下功臣，无他，只是权衡政治利益之后的缓兵之计罢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一旦坐稳江山，牢控权力，“丹书铁券”又能奈何？承诺是手段，争取对方信任和卖命维护自己的统治是目的。
丹书铁券真的可以保命护身？事实证明，在古代那个以王权为上的时代，所有敢于挑战王权知法犯法的存在都不能独善其身免除刑罚，相比之下，丹书铁券更像是一种嘉奖的令牌，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所包含的荣耀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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