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2.3-1927.6.2），字静安，号礼堂，晚号观堂，浙江嘉兴海宁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其研究领域包括美学、哲学、文学、考古学等，且无不精通。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尤其名满天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参加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生师生叙别会，午后访陈寅恪。6月2日上午，独自来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王国维之死震惊海内外。许多名人纷纷敬献挽联。
梁启超挽王国维联：“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
陈寅恪挽王国维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馀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吴宓挽王国维联：“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汩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梁漱溟挽王国维联：“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落成时，陈寅恪又为其写下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上下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术，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为学界所广泛赞誉。
对王国维的死因，他的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此后，学术界的推测大致是这么几种：
“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对溥仪更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例召其直入“南书房”。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还有一点，王国维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
“谏阻说”。也就是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在于此。
“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推断王国维的精神。
“诸因素说”。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其实，在以上这些伟大高尚的分析之外，王国维还有另一种死因，即“逼债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报道，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但因亏本欠罗巨债。罗振玉在女婿（王国维长子王潜明）死后，罗、王两家已生矛盾，罗振玉令女儿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
据《陈垣全集》中的书信可知，有一次，辅仁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因儿子向他要钱，他拒不付钱，而且指责儿子的这种做法会让自己仿效王国维。郭沫若也支持这一看法，专门写文章加以说明。
王国维被逼债而死的说法，虽然不那么高尚，显得太过庸俗，反倒更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著名文人因囊中羞涩而非理想信念而死，就那么丢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