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宋明时期，理学或者说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才是正统思想，而为什么此时会有一个大胆的旗帜“心学”高举起来呢？，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还是故意的异端或者又是其他的原因呢？一个学说的产生，是不能把时代的影响和个人的性格抹去的,首先看政治上的原因，宦官专权，朝廷内部是不可以简单的用黑暗一词来形容的，我们暂时叫它为朝纲失常，而平民的起义也经常出现，整个社会可以说都是动荡不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统治集团认识到恢复正常统治秩序的必要呢？
在学术研究上，大多数人顺应着程朱理学的教导，但是却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是现在对于理学的认识还是不是以前我们想象的孔孟流传下来的正宗儒家的思想体系？看一句孟子的观点，“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义礼智之端”孟子那里是相信仁义礼智都是从心而发，这就与陆学相似。王阳明就不得不怀疑朱子的理学还是不是原有的儒家思想，他那里忽视了人作为个体本身是有思想有主观性的，阳明则认为陆九渊的心学是符合孔孟流传下来的儒学的真谛，这里强调了个人的修身的作用，朱子则把外在的理的主导性过于抬升，我们知道程朱理学的束缚性是很强的，甚至是现在还受到它的影响，我们先不论它是不是理学的真正意图，事实是现实中的人的确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捆缚，那问题就出来了，怎样使理学对人的束缚不是纯天理化的教条，不让他像一个威严的神一样压着每一个人。所以如何才能使理学的压制性恢复到真正的儒家的理想呢，这是王阳明在学术上对朱与陆的的认识，但是是不是意味着阳明就是归依陆学，而背叛正统的朱子学说呢？
所以王阳明作为这个时代视天下为一家的个性的一个人，当然是以此为己任担当天下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是怎样提出自己的见解来解决以上我们的疑问的。
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心学的基本内容
1.基础思想
“心即理”,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我们可以看出阳明先生认为所有的事，所有的理都在每个人的内心，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将理就归结于心，而不是外在的一个天理，心即理也，把心与理合而为一，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进行假设呢？我们看一下另一句话：“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孝的理。都只在此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为仁。”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先生认为的理发自于内心，好比对父，对君，对友对民上，我们在提到孝的时候难道是去从父亲身上找孝的道理，提到忠的时候难道是从君主的身上发现什么是忠,治理民众难道是从民众身上发现什么是仁德？一切都需要从发自内心的去行动，才会发现做的事不用刻意去学习就已经做到了孝，忠，，仁了。可能有人要问了，如果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的发自内心能做到这些吗？如何才能使这个学说的架构更加的合理化？先生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每个人的本心都是善的都是符合一个理的，提到了一个先验的问题。所以看到这里，他认为所有的人的本心都是至善的，但是至善又如何理解？
至善按照先生的说法是无恶无善，谈不上是善或者恶，一切从心之本体中发出的行为，就是符合“理”的，符合理的行为就是善，而发自于躯体的想法而出现的行为就是私欲，私欲即是恶的。所以不管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只要他发自内心而做事，都是符合理的善。但是这样疑问就又来了，怎么样去发自内心，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至善之心？我们在这里就不能把这个心单单地看作为肉体的心，这个心更多意义上是一个道德准则的载体，是理的一个化身。而要探求此心就需要“致良知”
2.良知与致良知，
“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天理昭明灵决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天理是宋代以来，所有儒学者讨论的问题，这里把天理认为就是良知，天理是个善恶的标准，那可以想象除却了此良知的存在那天理也将不复存在。和心即理相照应，这里把理又提到了良知的程度上。良知是一个人存在于内心固有的善念，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个良知应该就要向孟子所说的那样是发自内心的善念。再看下面一句：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需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知，知致则意诚”。既然每个人都有良知，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些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不礼不信的事情呢？就是由于发自于躯体的私欲常常会膨胀而掩埋了我们的良知啊，我们这个良知即使就在心中却也察觉不了。孟子说“养心莫善於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这里我们也需要格物，然而并不是去世界万物寻求天理，而是自己的内心反省“若如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心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反省内心，要去除私欲，把原有的本心显露出来。再需要进一步的工作，那就是把自己的认识推之与天下的万物，发现它依然是合理的，这才能做到真正的认识！格物的目的也在于此。
3.知行合一
可以说先生毕生的理想就在于知行合一。在以前都是认为知与行是分开的两件事，一方面做“知”的功夫，另一方面做“行”的功夫。而在先生这里知与行是一体的，二者没有区别，在做知的同时就是在做行的功夫，他认为过去的认识是违背了古时贤圣的初衷，有些人可能整天去胡思乱想而不去亲身实行，这种无异于凭空臆想；还有一些人就是糊里糊涂的去任性而做，却不去思考，这就陷入了愚昧的圈子里。所以先生更近一步地提出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先生认为知就肯定会去行，就比如说：知道了孝敬父母哪里会不去孝敬父母？知道了尊敬兄长哪有不去尊敬的呢？如果不去的话，那只能说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孝敬父母，什么才是尊敬兄长。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人被说为是知道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那么肯定这个人在行动上已经是孝敬与尊敬了。所以说，知与行是不可能被分离的。知了就会去行，行了也说明已经知了，二者复合为一体。
但是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知行合一的，所以说面临着当时知行分离严重的一个风气，许多空谈道理而没有实际的任何的行动，可能这么完全把知与行作为一体的说法太过绝对，但是对于当时那种情况，往往这种比较绝对的理论才有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上述的三个方面为先生思想的核心，三者是紧密联系的。而先生的思想体系的主体大致是这些，我们来看这句话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心学的思想。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我们分析其思想的目的而并不在与其思想本身的内容，更多的在于他的作用，不管是对政治的还是纯学问上的，下面看看在政治上的表现
心学与政治的关联
王阳明在政治上思想主要分为两点：明德与亲民。
阳明在大学问中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德也。
明德就是发扬内心的仁德，显然这是以其心学思想为基础的，求仁德即是致良知，探求至善，我想对于探求仁德不仅是君主需要做的，君主探求仁德即可做一个仁善爱民的好君主，而扩展到所有人，如果每个普通老百姓都能明德，不需要外在的纲常明教的死死约束，自然会父慈子孝，人人相敬，真正地做到爱天下人。亲民则更是需要明德之后进一步地实践，就像是知行合一一样，明德必须要亲民，否则就是伪善，相应的亲民也离不开明德，明德亲民二者一体。这样明德与亲民将会处于一个不断循环的体系中，明德到亲民，亲民本身又在进一步地明德然后一直到我们的最高的理想“万物一体”。
而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的政治思想体系之中，是完全按照这个心学的主张而来的，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到阳明先生是一个真实的实践者，这个明的功夫就是致，明德亲民犹如执行合一，明德为体，亲民为用，二者一体并不是分离，但是这个到最后我们说要达到的金字塔尖是什么，是万物一体，万物一体是个什么理想？就是我们想象的天下一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不争，一切都符合理，都按照这个心中之理来运行，达到一个社会稳定，统治有序的状态
先生对于心学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更多的是追求更理想的一个思想体系去稳定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可以看到，心学依然是从儒学中发展过来，但是很多人会疑问了，心学一直认为是与理学截然不同的两个学说，统治者也一直认为其为异端思想，不是正宗的学问。结合一下前几节课对理学的分析，以及今天对心学的稍微理解，从自己的感觉上谈谈对于心学与理学的关系.
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
程朱理学认为“性即理”，理就是天，在人本身上的体现即为性，宇宙间所有的理都包含在宇宙万物之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观点，此格物致知就是从万物中寻求道理，寻找天理，这里已经把天理推升到像一个主宰天地万物正常运行的神一样，所有人都需要依照天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是作为一个人在世间行事的标准谁也没有能力打破，你如果违反了这些自然有天来惩罚；而心学则认为“心即理”，所有的道理都在每个人的心中，每个人需要做的不是向外物探求道理，而是从自己的心的本体中发现道理，“致良知”，在行动中如果发现自己的行为符合理的要求，就要反省内心，克服自己的内心私欲，自己约束自己，这样不断地进行克服，最终成为贤圣。在对于为学的程序上，理学则强调先探求万物之理，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最终探求到贯通宇宙的“理”，而心学则先从心中探求道理，然后再以世界之物观心中之理，二者分别执“道问学”与“尊德性”。以至于理学称心学为“太简”，心学称理学为“支离”。在知与行的问题上，理学强调知而后行，心学则说知行合一。我们可以简单地看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一个是从外向内探求理，而一个则是从内向外探求，这是从大体上的一个感觉，说来说去都还是围绕着理从何处探求的问题。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这说来说去都是一个理，一个天理，说理学是存天理灭人欲，心学又何尝不是呢，它们都是找出一个高于一切的“理”，来作为人的行为的标准，而天理的内容也是相同的，都是劝导人们向善的，都是来维护这个社会的稳定，规范统治秩序的，可能在心学这里对于人的要求更趋向于主观性。就像是一个大人在规范一个孩子的行为，孩子小的时候可以用斥责，强制地去约束他让他认识到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是不应该做的，并且以后行事时要以此为参照，这就像是理学一样；而对于心学，就像在管教一个稍微懂事的孩子的行为时，不是以外在的道理去规范他，而是让他自己去思考，去反省自己的行为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理学与心学看作是人们对理的认识的不同时期，或者说对理的认识不同的程度下所提出的不同的学说来规范行为的呢？因此，心学与理学的最本质的区别不在于内容本身，我们不能仅仅限于主观的“心”，与绝对精神的“天”的区别，而更应该看一看他们在如何去变化而去更好地去解决一个时代的问题，这个变化不仅是时代本身的要求，也同样与我们的哲学家们对于世界的深刻认识分不开。
所以阳明心学作为宋明时期的一个学说，他不可能完全背离一个时期的主流，它依然是理学的一个代表，更多的不是突出心学与理学的不同，而是对于理学的补充与完善
可以说程朱理学将儒家思想体系化，再将儒家思想体系传播开来。这是理学的成形时期，心学将儒家思想具体学说化，并试图将儒家思想实际运用开来。这是理学的完成成熟时期
虽然心学是理学的一个发展，两个像兄弟一样，虽有不同，但是毕竟有同一个祖宗，那就是“理”。不管怎么样地进行形式的变化，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稳固的思想体系能换来一个稳定的统治。
所以阳明心学作为宋明时期的一个学说，他不可能完全背离一个时期的主流，它依然是理学的一个代表，更多的不是突出心学与理学的不同，而是对于理学的补充与完善
可以说程朱理学将儒家思想体系化，再将儒家思想体系传播开来。这是理学的成形时期，心学将儒家思想具体学说化，并试图将儒家思想实际运用开来。这是理学的完成成熟时期